來自2012年12月，柴靜於北京的《看見》新書發表會的演講逐字稿，以記惠我良多的這本書於今年5月，出版社突然因「質量問題」而在中國全通路下架並召回。
據聞是因2023年已移居西班牙的柴靜開通個人Youtube頻道後，作人物採訪，觸及中國歷史和政治等議題，影響力與日俱增，產生「破牆」效應而遭出版社主動切割。
《看見》讀了很多次，這段演講也聽了很多次，現在才整理出逐字稿，希望給大家鼻一鼻芳好東西兒。分段分節是我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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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謝謝各位親友，還有多年來的觀眾和讀者，還有各位媒體的朋友。今天天寒地凍，大家遠道而來辛苦了。
在看完剛剛那個片子之後，有很多讀者曾經留言給我，他說，為什麼你說一個人給你自由，你不獨立仍是奴隸？
我就想了想，我寫這本書之前，曾經翻了翻我大概20歲左右時候的日記，想找點參考。但是看了一本又一本，然後發現說這段歷史好像跟我沒什麼關係，為什麼？因為裡頭記的事兒，基本上沒有什麼事實，也沒有場景，也沒有描寫，也沒有對話。通篇都是我我我。對自己也沒有什麼反思跟批評。
再往下看更悲慘，我原來想談戀愛的事，總該記得比較清楚吧？但是看完之後發現當年談過戀愛的人也記不得了，因為裡面基本上只有描寫情緒和結論，比如說看前幾頁的時候還在寫：啊，他是上帝上老師派給我的。翻幾頁就變成了：原來他是個人渣。
就都只有結論。我看的時候就覺得：柴老師，您當年是發生了什麼事啊？但是不記得了。所以不要說去報導一個國家，就算報導自己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報導所要求的準確、客觀、公正、平衡，這些原則，有的時候跟人性當中一些蒙昧的本能是相牴觸的。
人總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人總是忍不住想去遮蓋那些不利於自己的事實。人總是想要對他人做出評價。人們想要說：我是正確的，以及為什麼我是如此正確。
所以一個人身上發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聞。我們記錄自己的同時，也在記錄一個民族或者國家的新聞史，也就是我們的心靈史。
如果都以我這樣的態度來報導的話，那麼將來我們回首往事的時候，就像看見白茫茫大霧一片，一無所見。既看不見他人，也看不見自己，因為裡面沒有生命的實質。
2.
當年我23、4歲，到央視做新聞，就是帶著這麼一種思維模式來做的，所以那種困窘可想而知。
那時候陳虻老罵我們。我記得有一次他拿個年輕記者的片子說事兒。當然那個片子拍得很動人，是拍有一個中學的老師，然後把四個智障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裡來，在家裡吃、在家裡住，還給他們釘作業本，做得很動情。
陳虻說他很感動，但他隱隱約約覺得有點不對勁，他就把這個記者叫過來問，說：收錢嗎？記者說：收。收多少錢？說一個人兩三萬吧。
他算了一下，一年下來12萬。扣除掉吃喝拉撒，可能還能夠剩下的錢，也高於這個老師在學校的工資。
陳虻就說，在我不知道有收錢之前，釘作業本這個動作讓我覺得感動；我知道了之後，這個動作在我看來叫省錢。
然後他就問說：誰教給你們的，嗄？我想請問你們有自己的思想嗎？讓你表達你有嗎？誰教給你這個的？
陳虻問得很對。但是「誰教給你的」這個問題，我當時覺得他當時提得太像外賓了。
然後我想我小時候，我媽想讓我受到文藝薰陶，也找了各種方式，比如說讓我學學音樂，因為文藝是最讓人去感染心靈的嘛。但我天資比較平庸，到現在吧，大概小提琴，我可能會拉一個曲子是白毛女。二胡是跟我爸學的，會拉一個曲子叫小白菜。手風琴我也會，會拉鐵道游擊隊。就這樣也叫文藝女青年啊？
所以這就是這個年代的一個文藝氣氛。在這個氣氛當中，你看文藝最表現的本來就應該是人，但我們的音樂當中的人，要嘛就是一個戰鬥者，要嘛就是控訴者。
所以這個模式其實滲透在你的血液當中，你以為你很逆反、你以為你很反對這個，但是稍不留神，心靈的慣性就會驅使你成為你自己最反對的人。
怎麼解除它，其實是最困難的事情。那時候陳虻老罵我們，審個片子，拿過來看一遍，說：你是機器人嗎？你就拿回去改，改完了戰戰兢兢再拿給他看。這次他很溫和說，嗯，你這次不是機器人了，你連人都不是，你就是個機器。
但是靠這種嚴苛的責罵，好像也沒有什麼用。因為你原來這個模式就像一根拐杖一樣，在思想上。你拄著它走了很多年很長的路，習以為常，你很安全。突然你把他撤了，你自己的腿腳沒那麼強健，你都不知道該怎麼往前走，只能癱倒在地。所以陳虻後來也放棄我了，他就跟我說：哎呀，你去吧。說：你這個人靠語言沒什麼用，不撞南牆不回頭。
他說得對，這個撞南牆，人的腦袋上面撞得頭破血流，你才有感受，你思想的肌肉才不會那麼僵化。這個有鬆動的時候吧，外界的東西才能夠侵入你，侵入你的頭腦、侵入你的心靈，擊碎你的模式、摧垮你原來的概念。
所以為什麼在本書中寫十年來我所見到的人。因為只有人，才構成了當下的我自己。
3.
我以前不知道什麼叫準確。
在2003年，非典的時候，我見過4月19號人民醫院的急診室。他們當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離，那簡直是一場逃命一樣的撤離，所有的被褥都扯翻在地上，然後椅子都已經四腳朝天，就像尖叫一樣。
當時的急診科主任朱繼紅帶著我去看這個現場，他指給我看牆上一塊小黑板，這個黑板上寫了22個名字，絕大多數的後面寫著肺炎兩個字。他跟我說，其實都已經是SARS。他說，病人不知情。來輸液的人不知情。醫生知情嗎？知情。可是每個人都漚在這裡頭，他們連隔離服都沒有。
我問他說，你清潔區跟污染區怎麼區分？他就指了指這兒：在心裡區分。
我說，那你靠什麼防護？他說，我靠精神防護。
人民醫院後來有76位醫護人員感染，有兩位急診科的醫生殉職。
他跟我說這些的時候，臉上那種幾乎是空白的、木然的絕望和沉痛，是讓一個年輕人理解：新聞為什麼要準確。因為4月19號的時候，很多媒體還在對外界說，市民可以不戴口罩上街，而我也曾經對這個信息深信不疑。我忽視過我的職責，所以我不敢再如此輕慢，因為準確二字事關著他人的性命。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麼叫平等，一說到平等就要在鏡頭面前故作姿態。
後來我去採訪李陽的這個家庭暴力事件。在做完這個採訪題綱之後，我把本子闔上，我想我應該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就在閉著眼睛的10分鐘裡面，我發現我感受到的不是他的感受，而喚醒的是我自己少年時代的記憶。一個中學上學的路上，白天被一個小混混推倒在街邊，頭磕在水泥岩上，那一瞬間的感覺。
我知道最讓人痛苦的不是身上的傷或者頭上的土。那種感覺讓你難受的，是你對自己的憎恨，你覺得一定是我自己那身有什麼殘破之處，我才會招致這樣的命運。
所以我就帶了一束花給他的妻子。這個女人看到這束花之後，她搬出一個家庭的相冊給我看，貼滿了他們家這麼多年來的照片，其中有一張她跟丈夫的合影旁邊，貼了一支玫瑰花。
這個玫瑰花已經很長時間了，是某一年結婚紀念日的時候，她提醒丈夫的秘書去買回來的。就這一支花，他把那個所有的葉子都用塑料薄膜壓得平平整整的，保存得特別好。
就是這個乾枯的花瓣給我一個很深的刺激。以前我覺得人是人、我是我。到那一瞬間，我覺得沒有人我之分，她跟我一樣對自身完整的願望是一樣的，對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樣的。只不過她出生在這兒、這樣生活，我出生在那兒、那樣生活。
所以什麼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憫，或者去同情。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處在相近的生活當中，你所經受的，我必然經受。當我們共同在為生存而掙扎的時候，我們就是平等的。
4.
我以前也不怎麼求實。因為沒有受過很嚴格的思維訓練，還是喜歡那種四兩撥千斤、弄巧賣智的一種思維方法。比較華麗的水袖功夫，招人耳目。
但2007年，我採訪華南虎照的時候，當時在視頻當中有一個細節，那時候周正龍穿了一個大棉襖吧，在這個地裡頭，我跟他坐著在一塊採訪。真假難辨。
當天採訪完之後，我跟同事在一塊，發現我們五個人的小組有一個很劇烈的分歧：一部分人認為照片一定是假的，還有兩位同事說一定是真的。我說為什麼？然後同事說，周正龍披個大襖，背著光，坐在那個漫山遍野的麥苗當中，那簡直就是個老英雄啊。
他說再說了，撒謊的人怎麼敢直視鏡頭呢？
這個瞬間我印象特別深。我覺得，喔，原來每個人的審美、經驗、直覺都完全不一樣，你要光靠感慨和抒發感情，誰也說服不了誰，只能靠事實和因果的不斷梳理。我們也沒有任何別的可以依靠的地方，兩手空空，只能靠一句話：拿證據來。
就靠這一句話，你就可以從邏輯鏈條的最末端一環一環向上追溯，讓它枝枝相扣，自相咬合。以這樣笨重的氣力，即使是一個小孩子，也可以從土地當中，拉出一個被深埋的龐然大物。
這就是邏輯的力量，這也是求實的力量。
小的時候看電影的時候，總喜歡問我媽說：這是好人壞人啊？長大之後也很容易有一個善惡分明、黑白兩元的世界觀。做節目的時候其實這樣很痛快，大家看到好人出現，我們再加點音樂，立刻就涕淚交加。看到壞人出現的時候咬牙切齒，恨不得振臂高呼。
但是2009年，當時我在重慶採訪一個土地拍賣事件，有人向我們舉報，一個叫陳坤志的人，操縱土地拍賣。我採訪的時候，他幾乎是得意洋洋的承認了所有的事實，他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收了1000多萬的仲介費，給別人幹活，這是勞動所得。然後臨出門的時候跟我說：我是公安大學畢業，我就是要玩法律。
在這個節目播出之後，後來這個案件在調查跟審判當中，陳坤志被判處了死緩。
但是我一直記得，在採訪中他曾經跟我說過一句話，說：「這個事件當中沒有人是正義的，都別打這個旗號。都是為了利益。」他給我提供一些信息，我一一印證，發現他說的是對的。當年向我們舉報他的人，也在訴求利益，而且也在訴求的是不正當的利益。只不過叢林法則，大魚吃小魚。
所以在節目當中，每一方都認為對方是黑社會，每一方都寫了遺書，每一方在唸遺書的時候都熱淚盈眶。其實沒有一個受苦的群體的群像，只有一個一個具體的人。一個一個具體的、有訴求的人。
陳坤志讓我理解了什麼是平衡。平衡就是對每一方的論述都要心存警覺。只有讓不同的論述之間相互毆鬥、彼此博弈，才能夠接近事實本然的面目，也才能夠保證自己不成為偏見的附庸。
5.
在剛做記者的時候，我還有個習慣啊。有時候採訪犯了錯誤的人，會問他說：那你要不要表達一下歉意啊？你有沒有懺悔啊？
有領導提醒過我，但我當時不以為錯。我覺得我這也是為了社會向善向好嘛。
後來2009年我採訪一個電擊治療網癮的調查。這個電療治網癮是設立在一個醫院裡頭，我們被允許觀摩了他們的整個課程，這個課程當中有一個非常固定的環節，就是一聲令下之後，所有的學生都集體向這位醫生下跪。有抱著腿的，有摟著他的，大家都仰面，大聲嚎哭。
我就繞著他們轉了一圈，我看大部分人臉上都是臉上乾乾，淚水全無，但聲音很大。後來我就採訪了當中的一個女孩。這個女孩就在我面前說：「電擊一點都不疼，就像蚊子叮一樣，我特別願意留在這兒。」
就在我打算結束採訪的時候，我突然看她臉上留下眼淚，我就問她，那你為什麼痛苦呢？她說，我不痛苦，我說你為什麼流淚呢？她說，我沒有流淚。說到這兒的時候，她的眼淚已經流到了腮幫子上。她說，我願意留在這兒。說完這句話，這顆淚水重重的砸在她的褲子上。
在採訪的時候我問這位醫生，他們為什麼向你下跪？他說，因為他們感恩。我說他們有沒有可能是被脅迫，或者他們是裝的？他微微一笑，說了一句話：能裝一輩子，不是也很好麼？
就是這個人的這句話，讓我從此不敢再去問別人：你要不要表達你的歉意跟懺悔？
真實的人性有無盡的可能，任何強制性的目的，哪怕是出於善的目的，也有可能會導致普遍的虛偽，所以採訪才只是呈現，而不是評判；是認識，而不是改造。
在這本書中，我寫下的這十年當中，我所遇到的這些人，他們撼動我頭腦當中原本固有的概念，使我處在一個惶動不安的狀態裡面。
不過盧安克就說過一句話，他說：自由本來就是站不穩的狀態。
其實我所說的這些概念都是非常簡單的事情，也是早已被應證過的道理，用了十年的路，我才慢慢的接近它們。寫下它們有意義嗎？我也不知道。但對我來說，這裡面好像有一種屬於我自己的心靈的自由吧。即使是真理，我也希望通過自己的不斷犯錯、不斷推翻、不斷重建，去認識它。
生命是一個體驗。體驗了時光才不會虛度，體驗了這些感受才會屬於你，你因此而創建自己的生活。當你創建之後，你才歸屬於它。
所以這些概念對我來說已經無關於職業的榮譽感，它們關乎的是這個世界當中屬於人的真正的實質。不論我們走得多遠，都要守護這樣的實質，絕不將它拱手出讓。
6.
在20歲的日記裡面看到了很多陳詞濫調，只有一句話，讓我覺得還有一點意味。
那時我已經是一個主持人了，然後一天我在日記裡面寫，我說身邊的人在討論說將來我們的理想是什麼？很多人都說我想成為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我說我的理想比這個更為高遠，句號。
然後這頁就這樣完了，我還挺好奇的到底是什麼？翻過來之後，小柴當年寫了一句說：我想不斷地完善自己。
當一個人力圖完善自己的時候，他將不再向外界尋求什麼，也不向外界推諉什麼，他將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人的內部，而社會的進步也就由一個一個獨立的人，試圖自我完善的過程當中得來。
我的起點這麼低，所以這個過程才會無限長，永無盡頭。
想到這一點，我覺得也就踏實了。
在一個月之前，我還把一個小孩採訪中又問哭了，是因為我不理解他。我不知道孩子有的時候不是通過語言，而是通過行為去認識生活的。我當時非常沮喪，我一個人坐了半個小時，在那。
後來我就問陪伴這個孩子十年的德國志願者盧安克，我說：我怎麼總是改不了我身上的弱點呢？
盧安克說：如果那麼容易的話，我們還要這麼漫長的人生幹什麼呢？
所以認識到自己身上的弱點，也才能對他人和這個世界有一份寬諒。
我們不需要與誰為敵，我們只需要解除，共同來解除，我們身上的蒙昧。從這當中睜開眼來，看見他人、看見自己。
7.
講演的最後我想再說一件事，這件事情我還沒有跟別人說過，是關於這本書的封面。
這本書的封面是陸智昌老師選擇和設計的，當時徵求我意見的時候，我說我同意，但是我同意的理由我沒有告訴他們。這張照片是2006年，新聞調查的同事陳威，在我們在重慶開縣一個叫麻柳鄉的地方採訪的時候，他拍下來的。
我喜歡這張照片，是因為這背後的故事。
這個村子是開縣最偏僻最貧窮的山村之一，有700戶人家，青壯年大多出外打工，留下的就是這些老人跟孩子。當年農民的負擔很重，都很窮，所以跟政府的衝突很多。有一次衝突很強烈，結果就是雙方達成一個共識。
政府說，那以後你們管你們自己的事務吧。
然後他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這個山村的路給修起來。路特別難修，曲裡拐彎，要協調很多的關係和利益。政府想修想了五年，都沒有能夠修成。說：現在你們自己來吧。
就是這個照片當中有一個老人，是這個村裡的生產隊長，他來負責開會協調，他說，我有這麼幾個規矩，第一，人人都要發言，第二，不能罵人，第三，不能光說怎麼不行，也得說怎麼行。說完之後，大家舉手表決。85%都同意了我就把這個紙，摁上手印，貼在祠堂的門口。
但是貼完之後說允許你睡一覺起來又反悔，5天之內允許你反悔，你就把這個榜揭下來，再召集大家重新開一次會。但有個條件，你得來負責全村人務公的費用，免得你太任性，為所欲為。
這張紙被揭下來過五次，每一次都重新開，最後的結果是，還尊重原來的決議。
錢花出去，路修好了，沒有任何人鬧事，也沒有任何人上訪。日子就這麼平安的過下去。
所以每次看到照片的時候，我都在想：當年我們那期節目叫「麻柳的民主」，是說這裡在實踐中國基層民主，做得最前衛的一個地方。實際上這些老人、孩子，他們很多都不識字，根本沒聽說過民主這兩個字。
所以這張照片給我一個信念就是，我們用不著去向外來的世界刻意去學習什麼模式，我們也用不著刻意的與誰為敵，反對什麼。我們只需要解開我們身上的束縛，成為獨立的人。用我們自己最樸素的生活經驗、智慧和常識，我們就能夠創造和決定我們自己的生活。
儘管這個生活並不完美，但是從今而後，我們將生活在自己親手創建的世界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