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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飆。來源：端傳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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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地方院校的老師其實對自己身邊的生活興趣很小，看一下學術期刊上寫什麼文章，就往上套，主要目的是要進入那個話語體系，而不是觀察身邊的世界。十多年前，那時候我已經工作了，回國調查發現這個現象很震驚，他們也承認這是巨大的問題，但還是沒有興趣，可見這種分裂有多麼嚴重。在這種情況下造出的學術話語完全沒有意義。
我們當時北大的老師也有這種情況，我認為他們講的東西是無機的，就是教科書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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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偷竊，在什麼時候、什麼條件下成為一種不道德，有歷史的演變。再比如，家庭和腐敗的關係也讓我們要對道德作實證分析。為什麼因為照顧子女而腐敗，大家就覺得好像可以寬容一點？同時我們對腐敗官員的揭露，卻把大量篇幅放在男女關係上，而對這個人究竟怎麼貪污、制度設計哪裡有問題、貪污造成的具體後果又講得很虛幻？
道德是多維度的，為什麼在這個維度給予那麼大的權重，其他的事情給予小的權重？
北大校長給媽媽跪下，拍成片子拿出來流傳，這給青少年的影響非常壞，因為它把一個不自然的、說不清楚的道德觀猛然扣在你頭上，不但讓你無法選擇，而且讓你失去了究竟何為道德何為不道德的基本感知。
我想我當時寫這篇文章是講「五四」要建立新道德，要去理性地思考，有個人的自由。沒有選擇的道德是不道德的，強加的道德最不道德，因為把我的道德強加於你，意味著我要對你的人性作一個潛在的徹底否定，你要不接受我的道德，在我眼裡你就不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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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和知識分子說話有點心理障礙，大家都讀過的東西我不知道，另一方面我覺得有些知識份子活在話語裡，講的是從一個話語到另一個話語之間的邏輯推演，也許和實際發生的事情相去很遠。
對我來講，話語本身沒有太大意思，我總是在想這些說法對應的事實是什麼，這樣我就成了一個很挑剔的讀者。但這可能又是我的強項，如果你背後沒有什麼真東西，我不會被話語蒙住，我總想把說法擰乾，看看下面到底是什麼乾貨。
所以我非常欣賞中國老式的報告文學的寫法，那種直接性，沒有什麼外在的理論化、隱喻、類比。理論的欠缺還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我不太能夠閱讀很多引經據典的東西。我不知道這個典，就不知道它要講什麼道理。當然引經據典是知識分子文人很重要的寫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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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受到新的文化衝擊時「回心」（中國）和「轉向」（日本）的問題。「回心」是徹底粉碎，徹底反思自己為什麼跟人家不一樣，不是簡單地問差距在哪裡，而是問差別在哪裡，把這個差別看作一種既定事實，同時也是思考和創造的來源，…沒有徹底反思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只認為這是我的差距，我落後了，文獻讀得不夠，就要奮起猛追，大量地讀，完全沒有讀懂，讀的東西很多本身也比較膚淺，不是精品，不是根本。那時候很多人類學研究其實已經做得很膚淺了，就這個現象講兩句闡釋一下，沒有講出什麼大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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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邊緣的生活變得有趣，這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建設和意識形態的問題。如果有地方寫手，寫自己的地方文化，慢慢可以搞起來。但今天只用所謂的鄉土文化把人留住，那也不行，因為今天中國已經是一個各地連通緊密，甚至和全世界的連通都非常緊密的國家，要把鄉土意識發展出來的話，也不是一種孤立的鄉土、封閉的鄉土，必須是在全球、全國大區域之下的一種鄉土意識，所以寫手要有厲害的眼光，看出自己在整個大的格局裡面是什麼地位。
我突然想到日本的福岡，它做得比較好，它不用它和東京的關係來定位自己，它會通過它和韓國、中國，特別是山東青島的關係來定位自己，認為自己是東亞的交匯點。我們廣西也定位為東南亞的門戶，日常中它跟東南亞的交往很多，這方面的文化意義也應該挖掘出來，讓老百姓覺得他們每天幹的事情其實很有意思，而不是老覺得自己的孩子不能再幹這個，一定要到北京去。
學者在這方面有很大的責任，不一定老講全國性的大問題，而是把一些具體的小東西講清楚。今天全國需要幾千個、上萬個鄉紳，如果他們能夠發掘、系統化地方的聲音，就很有意思。地方的聲音就是強調它的多元，這會給中國的長治久安打下很好的基礎，像中國這種國家，要想長治久安，不能鐵板一塊，而要像鐵索橋那樣，這邊鬆下去，那邊翹起來，是一個靈動的有機體。只有把那個局打破之後，地方社會文化的自主性、經濟和上層設計的統一性，才能夠結合。如果沒有地方社會在文化上的這種自洽，大家都往中心擠，其實是蠻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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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一個連貫性的歷史敘述，是傳統歷史學家的做法。但是要進入歷史的話，一定要從現在跳進去，抓住現在的矛盾，從這個矛盾出發，追溯到以前的矛盾，才能進入歷史，形成歷史觀。如果我這樣進入歷史，就不太需要一種連貫的、穩定的、以中國為單位的歷史，它可能是斷裂的。
海南的問題可能跟馬來西亞、泰國更相通，因為它們本身在歷史上的關係更緊密，儘管它們現在顯然不是一個社會，歷史上也不是，但是社會空間的延展也就跟我們現在所定義的行政空間完全是兩碼事。所以我不太關心有沒有一個穩定的「中國敘述」，我覺得沒有一個穩定敘述會活得比較有趣，能看到更多的東西。
要建立那樣一個統一的敘述，在哲學上就要預設有「中國」這麼一個單位，如果我們用比較人類學和社會學，或者一般的社會科學的眼光去看，「中國」就是人的實踐。人的實踐是發散的，會引向各個方向，這些不同的實踐發生在一個土地上，發生在一群有血緣連貫性的人群當中，當然客觀上有必然、實在的聯繫，但是不是有某種分析意義上的聯繫？這個很難講，我覺得它可以是一個很開放的概念，中國變成什麼樣，讓下一代人去管，我們沒有必要去替他們考慮、設計什麼藍圖，其實今天我們和清朝北京的人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我沒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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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到牛津的時候，要寫一個研究計劃，第一稿把我的導師嚇壞了，他說這根本是不可行的計畫，問我怎麼會這麼寫。我回去看別人寫的研究計畫，也嚇一跳，非常直白樸素，就像是跟父母討論一樣。這類研究計劃的打分遠遠高於雄心壯志、很正式的那種。這對我也是一個教訓。
我們在國內寫報告，好像就是要高於生活，要寫得很拽很正式，脫離生活，如果把吃喝拉撒睡都寫進去，好像很不正常。後來我去評別人的項目申請，其中一個申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那是夫婦兩個人做同一個項目，他們就特別強調這個項目是夫婦兩個人一起做，因為這樣可以照顧家庭，同時更有效地分配時間，寫得非常具體。我們覺得這種應該迴避，因這是私人生活，但他們就這樣寫。我看完以後，就因為這個給他們打了額外的分數，覺得他們把計劃想得非常清楚、直接，很可信。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東西。
再回到前面的話題。不要怕邊緣，或者知識不夠，把自己的不夠、天真真實地體現出來，就會很可愛，不要裝腔作勢。申請的題目也一樣，一定要很具體，如果讓我看到你對這個題目有真心的感觸，我就更加能夠理解你為什麼要做這個題目，會對你有信任，信任你會做下去。有的題目顯然是從別人那裡抄過來的，感覺就不一樣。西方強調個人性，我覺得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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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國敘述在我看來是一種比較狹隘的思路，它要靠一種制度框架來界定自我。你是中國人，出生在中國，成長在中國，這是事實，但是你看問題的時候，可以是一個母親，是一個女兒，是一個六十歲退休的老師，這些都是看問題的視角。你去泰國旅遊的時候，會關心他們退休生活的安排，去歐洲旅遊的時候，跟歐洲的母親建立一種關係。更重要的是，你們都是普通人，跟國家權力沒有什麼關係，對國家政策也不熟悉，為什麼要用這個角度去看世界呢？一定要有中國敘述，其實可能是對自己生活的一種不自信，需要一個很大的帽子來戴，這樣才會覺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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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禮拜我在讀牛津的哲學家A.J.艾耶爾（Alfred Jules Ayer）的傳記，傳記的作者認為他可能有自閉症，因為他對別人的情感好像一無所知。我是不是也有一點這個因素？這個很怪，現在也沒想透。我去牛津讀人類學，跟其他同學有一點合不來，因為大部分人類學學生對異文化有一種浪漫的感覺，很想了解那些人的生存狀態和情感，我就完全沒有這種感覺。我這樣的人在人類學裡面是個少數派，那麼大家又問，我怎麼又上了人類學這條船？這就跟我反精英主義的情緒有關，從小就不願意聽那些自上而下的改革設計，比較喜歡鄉紳式地去看下面的人怎麼過日子辦事情，不是帶著浪漫去體驗。我是要去構型，發出一種聲音，這個聲音帶有批判性，跟精英過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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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引用漢娜‧阿倫特講的一個例子，她是在一個訪談裡面講到的，她覺得60年代德國青年上街反對越戰是有問題的，她的意思是說，你要想清楚越戰跟你究竟有什麼關係。越戰為什麼在美國導致那麼大的反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那時候是抽籤征兵制，很多中產階級的孩子也要上戰場，一下子全國人民動蕩起來了。
越戰之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建議把義務兵制變成志願兵制，把它處理成一種就業方式，這看起來是非常簡單的技術處理，其實對世界政治的影響非常大。志願兵自己拿工資，是雇傭兵，軍隊就不可能是一支有革命力量的軍隊。原來的義務兵首先是公民，然後是戰士，會對整個戰爭的意義進行討論，現在把問題消解掉了。
阿倫特的意思是說，在發生這個變化之前，美國的孩子們上街是因為他們明天可能就要上戰場，會考慮戰爭的意義，要保護自己的生命，那麼這跟德國青年究竟有什麼關係？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膽的提問。儘管這些德國青年反對戰爭很真誠，但我要問你，這跟你的物質利益到底有什麼關系？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你的行為才有意義。
我用這個例子來講搞研究，也是一樣，不是說你要講出一個普遍的、正確的、深刻的理論，而是要把自己和世界的位置講清楚，這非常重要。所以我告訴學生，他們不能僅僅是覺得老師們的原則是對的就支持罷工。他們要把他們自己和老師的關係、和老師所持的原則的關係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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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聽起來比較傲慢——我是覺得他們那種分工太專業化了，因為我的強項不在於專業化，不在於把概念精細化、把一個問題不斷地深入，我在技術上沒有這樣的能力。同時我又看不出這種深入有什麼意義。在邏輯上，我認為社會科學的深刻性不是這麼練出來的，深刻性需要你在事實裡「泡」著，對事實理解得非常透，抓得準，不斷地拷問，當然邏輯上要嚴密，材料豐富，講出來的東西才深刻。靠那種線性的積累，很難積累出真正的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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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提到「社會流失」，他指的就是江蘇那些人都跑到上海去讀書，鄉紳跑了就是社會流失，這種流動成了中國農村社會瓦解的開始，所以梁漱溟他們對現代性很警惕。這些都可以從「流動」這個角度打開來看。
把上課的東西和我自己的研究、社會介入結合在一起，這不是很容易。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們學生太多元，學生的興趣、背景主要還是以歐美為主，很少有發展中國家的，因為我們獎學金不夠，這是很大的問題，所以我在這裡的討論不如在新加坡有趣。我們人類學系也比較學者化。我完全不像韋伯說的，當代社會一切都祛魅了，所以就把學術當作天職。對我來講，學術不是天職，還是工具，是我介入社會、介入世界的一種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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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歷史學家是把萊茵河西岸叫作市民的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把萊茵河東岸叫作民族的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西岸的意思就是以法國為代表的共和主義，有共同的政治理念，不管什麼膚色什麼民族，只要尊重我的政治理念和憲法，都是公民。東岸是東歐、巴爾幹，主要看你爹是誰、你姓什麼、信什麼宗教、皮膚的顏色。後者是種族性的，而前者是原則性的，一直有這個區分。這個區分當然過於簡單，但是它說明了民族主義裡可以有很不一樣的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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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學家林奈使用拉丁文來包括這一切，形成全球性的命名體系，但是這個體系所依賴的基礎性知識都是來自各個地方。非洲的植物肯定最早是用非洲的語言來描述，包括它的名字、用法、意義，世界知識體系吸納了這份信息，然後用拉丁文進行分類，把非洲、亞洲很多當地語言對植物的界定、描述替代掉。
所以國際知識體系的形成，同時也是對地方知識的消除。造出一個體系之後，如果要學植物學，就要學拉丁語。所以第一，要對所謂現存的國際性或者全球性有很強的警醒，這是人造的一個體系，真正的全球性只存在於無數的地方性之中。貝多芬是全世界的，但他首先是歐洲的，不是非洲的，不是拉美的。為什麼歐洲的音樂家比非洲的音樂家更「全球」？這是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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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態度的鄉紳是可能存在的。鄉紳本來就和大體制不完全一致，跟它有一定的距離。他們的立足點是自己的小世界，但能夠和大體制進行溝通和迂迴，利用大體制，對大體制有解讀，有自己的說法。
如果從這樣的意義上理解，鄉紳在今天是完全可能的，要做好鄉紳，就是要把自己的小世界弄清楚，對大的體制、權力也理解得很透。區別在於，原來的鄉紳衣食住行都在農村的社區裡，很清楚自己的物質來源在哪裡，而今天很難確定物質來源，這就要有新的概念。
今天的小世界不是自足的，是建構出來的，沒有一個物質的邊界。正是因為建構，原則就變得很重要，給自己造一個小世界，就要給它定義，你幹什麼，原則是什麼，要為什麼服務。這就回到了立場問題，鄉紳是一個立場問題，不是政治立場，而是一種社會性的立場，你要做事，要和一群人合作，形成共同利益，再從這個立場出發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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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解，公共知識分子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提出一個普世性的原則，提出理論、知識、道德、行為上的典範，做一個批判者。而鄉紳是很溫和的，它不做這樣的普世性評判或者倡導，他從小世界裡看東西，沒有宏大的、居高臨下的說法，對體制沒有道德上的優越感。
鄉紳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護井水的問題，雞被偷了怎麼協調的問題，光是原則是不夠的，要把冬天快過年了農村裡有人偷雞這背後的意義搞清楚。這和公知的差別相當大，而且是兩種類型，甚至是互相取代的。
在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有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大家都跟隨領袖性的觀點，觀念比較極端，思想性很強，變得很浪漫，有革命性、批判性，和英國的風格很不一樣。英國沒有很明確的知識分子這樣的角色，當然它的報紙，有無數的評論人，有很多有機的聲音，但沒有很強大的意見領袖出來講很嚇人的說法，而且相當保守。所以費孝通來英國如魚得水，他是江南士紳的氣質，來到這裡看到英倫的紳士，也是很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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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是一種干預，我是一個活人，我對這個活的世界要發出自己的想法。「干預」就是說，寫出來的東西應該打動讀者的心靈，激發他們的思考，這個以前我們談過。藝術的功能不是為了創造一個美麗和諧的世界，而是讓你有能力面對醜陋。
我希望社會科學能夠提供一些更好的工具給大家去思考。
「認命不認輸」也是一樣。我們為什麼會焦慮，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對今天沒有清晰的認識，總覺得自己現在所處的地方不對，和自己認為的有差距。一個解決方案可能是佛學裡講的專注，對自己身邊做非常細微的觀察，當下的重要性也是在這裡。
我對非虛構寫作那麼關切也是出於這個原因。我認為這是一種美學意義上對「真」的重視。2010年之後，年輕人開始有這份自信去追求真的東西，原來就是假大空，真的東西本身沒有意義，必須要通過大話的燈泡才能照出它；現在年輕人說，不用下結論，也不用從高大上的原則出發，就是講自己的經驗，經驗比較瑣碎，亂七八糟沒有關係，只要是真的就有意義。
這是一份從容和自信，這是相對新的，跟年輕人的教育水平、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都有關係。這本身不是解決方案，也和很多現實焦慮聯繫在一起，但是給我們的學者進一步思考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社會科學工作者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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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從個體開始做，如果老是呼籲，沒有拿出一個樣子來，那些人不聽的，所以只能是小範圍先做做看。我可能是溫州＋牛津，很不北大的。溫州人做打火機，而牛津是有英國的實證主義傳統，任何大的詞彙都令人生疑，一切都是要在實證裡面驗證，強調操作性，強調物質性。
溫州人賣打火機，一定要賣出去，一定要展示，這也是人類學很重要的特點。我一直覺得理論有不同的表達方式，有結構嚴密的推理型的理論，還有一種是展示性、圖景式的，民族誌就是圖景式理論，通過無數細節一筆一筆疊出來，就像一幅巨大的壁畫，不能把它濃縮為一個結論，如果濃縮為一個結論，就會覺得這個結論本身毫無意思。講的就是常識，要看它後面的細節是怎麼疊出來。我的樂觀也是在這兒，現在年輕人想看這樣的表述，這是完全合理的要求，人類學家應該滿足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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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問題如果是真問題，它都是在地的。現在我們一個最大的問題是，社會調研、社會分析理論都已經過分全球化了，因為雜誌啊會議啊大家用的概念和理論都一樣，沒辦法表達實際的問題在哪裡。講都講得通，寫文章寫書都沒有問題，但怎樣把問題裡面的味道講出來，怎麼才有震動力、殺傷力？
在地性很複雜，不僅問題的起源是在地的，問題的發生是在地的，而且聽眾也有特定的理解和經驗，所以敘述也應該是在地的。為了抓住那個在地性的問題，要和全球通用的學術語言保持距離，同時又要有一定的全球視野，在一個大的圖景裡看到它在什麼位置，這樣才能更好地判斷。所以我覺得人類學應該慢慢成為這樣一個中介，也不做什麼比較研究，咱們就先把自己在地的感覺寫出來，然後組織大家互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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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看幾個在國內的會議上的論文，確實左派學者問題也不比右派學者小。那種教條性地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西方，不太像中國人寫的，基本是抄歐美左派的東西，大大地大而化之，跟經驗相差很遠，剝削壓制啊，身體政治啊，老百姓感覺不到的。那是一種粗暴的還原主義，也是一種粗暴的精英主義，「你們老百姓都被糊弄了，我在揭示真理」。這個確實看了比較討厭，是粗暴的語言全球化、語言抽空化。這樣的學術就完全沒有中介性。
吳琦：
這讓我想到，現在很多學者對全球問題的歸因，就是一個詞——全球新自由主義，感覺可以解釋一切問題。
但這樣一個理論框架是否足夠有效？我們是需要尋找一個替代性的理論去描述它，還是說徹底推翻這種概念？
項飆：
我覺得不要用它。什麼叫全球新自由主義？你怎樣理解這個全球？新自由主義本身是什麼意思，就講不太清楚。中國有新自由主義，美國有新自由主義，差別那麼大，怎麼都把它叫作一個詞？明顯是不精確的，為什麼大家還要用？原因之一就是要維持話語權，讓學者互相認得，去開會發表，以致老百姓不再認得你。這不是學術功力不夠，不是學術問題，實際是一個實踐問題、權力問題，是學術圈怎麼玩的問題。要進入學術圈，我們大部分人寫文章是為了讓其他學者認可，而不是讓你的研究調查對象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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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質感是很重要。以前我們看地方宣傳的紀錄片，拍得很誇張，也介紹魚餅怎麼做，但就是沒有質感，變得博物館化。這個差別很細微，讓學生去博物館，看了之後感受不到那份質感，更加感受不到這種底氣，博物館都是有先入為主的敘述框架。
我強調實證，是很典型的實證主義，一切道理都來自發生過的事情，這個顯然哲學上站不住腳，因為頭腦裡發生過的東西也是真的發生過，但外在的東西不能夠輕易被處理掉。具體的魚餅很重要，不能夠把它輕易概念化，說它是溫州象徵等等。你必須知道它在物理意義上怎麼被做出來，才會有底氣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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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客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課題，提及不少材料是關於「大躍進期間」幹部開會消費掉多少牛肉、米飯、茶葉，數據講得很清楚。我姨夫在吃飯的時候說過去吃不飽，說這是很奇怪的事情，農民自己種地居然吃不飽飯，我第一反應就說起馮客的這個研究，根據現在檔案裡面的發現，某個會議上吃了多少。我姨馬上說了一句話，她說這不是吃了，都拿回家了。
這個非常直觀的反應，一下子有兩條信息在裡面：第一條，她沒有反駁徵收和饑荒的關係；第二條，不像馮客認為的那樣，這些官員非常腐敗、貪婪，吃得多，其實可能是小心翼翼地包起來拿回家了。這也是一種再分配，把它從底下抽取出來，在高層再分配，在幹部的家族裡再分配。
這個跟我原來想象的開會的時候花天酒地這種惡劣的行為不一樣。這個判斷非常精準，在那個時候不可能浪費掉，也不可能自己撐著吃掉、揮霍掉，可能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再分配，或者逆向的再分配。這一下子就把體制是怎麼運行的豐富性凸顯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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