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同時在讀吳叡人的《福爾摩沙意識形態》，他在問：
為什麼日本時代台灣人選擇的是從頭建構一個台灣民族主義，而不是主張「祖國復歸」的中國民族主義？
這跟日本殖民帝國選擇的治理方式有關係，日本採用「先同化、後整合」的路徑，意思就是——
（雖然我用了破折號但我不是AI唷）
在文化上先把你各位變成日本人，等到我衡量你們的日本度、也是文明度夠高之後，再賦予你們一些公民權，才進行政治上的整合。
於是乎，台灣人掉入一個「制度臨界狀態」，既是日本人（有日本國籍）又不是日本人（不被視為真正的日本人、也沒有權利）
卻又像沖繩、北海道這些日本新吸納的邊陲地帶，被期待要表演「奔馳型忠誠」（駆け足型の忠誠），要比正統內地人還誇張的表現對國家的忠誠，以證明你配當日本人。
雖然當時台灣知識分子仍然有漢文化認同，但就跟那場有名的筆談一樣：梁啟超跟林獻堂說，「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台灣」
在制度上已經從文化母國脫落。在中國（漢族）、日本雙邊的擠壓下，幾乎是沒什麼選擇的，「成為台灣人」。
我在猜，起初台灣人並不是慷慨激昂，反而是有點悲憤的。
因為這個場景很像一個世紀後的馬祖。
移居社會被定著，連通畛域被割裂，地方被劇烈的國家化，整併到遙遠的以台灣為中心的體制裡，但又被「內部殖民」似的給予一個特殊狀態。
解嚴後，台灣本土意識取代土崩瓦解的中華民國意識。
也就是在此時，那個八十年前台灣曾經面對的情境出現了：既非中國、也非台灣，如何是好？
破罐破摔，死豬不怕滾水燙，就「讓我們做海峽人吧」——
馬祖在這樣的語境下，既是並不安分守己的「地方」，但又遠沒有要取「國家」而代之（像台灣覆蓋中華民國），而被殘留，在體制的版圖裡抽搐。
將近二十年前舅舅一句「跳進海峽」，有它自棄的一面，也有它積極的一面。
和台灣人一樣，都是為了抵抗什麼而生，而劃定疆界，並且填充意義。
2.
讀完吳叡人了。評價：太抽象矣！
這不能給他金典獎啦，我幫評審搶答：這不是受限於論文格式，這根本就是大論文本人。走開，不准報名。
但認同這玩意兒似乎都帶著點兒被迫的無奈兒呢。
歐洲和北美我不清楚，可能只是純粹的區別劃定（英格蘭不同於蘇格蘭、法蘭西不同於日耳曼….？），但至少在東亞這裡，莫不是「刺激—回應」的膝跳：
中國民族意識源於恥辱創傷現代性；日本即使戰勝了清國仍亦復如是，整個帝國的建構與擴張都是為了防範與迎頭趕上「真正的」西方現代國家。
但再打開地緣碎形，其中的沖繩與台灣、朝鮮亦是如此被兩山夾盆而抬升出來的地勢。
台灣、朝鮮為了確立自身（「認同」），而必須尋找不同於兩大他者中國與日本的元素，來「創造」自己。
沖繩則因幅員小、人口少，被成功壓抑成了地方「認同」，但也是在日本帝國體制內試圖尋求自己與大和的差異。
所謂現代民族主義「認同」的歷史——還是史前史——都是來自被彈壓、被抑制，拔地而起的振臂一呼。因此有「悲憤」好像也不那麼難解了。
這層意義上，馬祖也在吳叡人的知識射程內，因被包夾而抬升，成為一個像沖繩一樣微小的，孑遺在同質的國家版圖內掙扎的「地方性抽搐」。
認同（identity）的「正能量」似乎都是事後填充內涵時再去建構的。在那之前，它的誕生其實充滿被欺負的無力者的怨憎。
這樣看來，馬祖不甚特別，只是它底層被抬升的高度沒有抵達國族的大氣層而已，跟沖繩同じぐらい。
但，馬祖面對的情境特殊性是來自它的「內地」，即台灣本島的意識形態認同變化。日本內地並沒有從遷佔者政權轉向本土意識，因而意圖擺脫憲法上和遷佔者政權黏在一起治絲益棼、尾大不掉的「國土」。
這是馬祖比沖繩更複雜的身世和局面。
而且沖繩因為美日兩軍的重兵部署，很難真的脫離日本國家版圖。
但馬祖是危脆的彈丸之地，而正在蝶蛻中的中華民國過渡台灣國消極來講很難補給和防禦這個鞭長莫及；積極來講，這個「心頭大患」的「淪陷」，也更向理想中的「台灣國」版圖更近了一步。
唉呀，還有很多罅隙可以大作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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