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45年，戰爭結束，書本的買賣來到新時代。近二十年前就在台中市寶町三丁目開店的中央書局，終於撐過了戰火，遷到原本倉庫所在地，繼續營運。
中央書局是日治臺灣最大的漢文書店，如今回歸了祖國，創辦人莊垂勝滿心歡喜，期待更好的未來。晚餐時間，莊家的話題也不離時事。妻子談起早晨搭人力車上街買東西，難掩欣喜對車夫說：「臺灣人終於出頭天了！」結果車夫意外回：「唉喲！新的還沒來，不知舊的好寶惜咧。」
妻子和兒子都感到憤慨，覺得這種態度簡直豈有此理。
莊垂勝卻笑笑的說，「車夫大概沒有受過教育，不知中國歷史。中國與日本不同，是有悠久的歷史文化。中國人在這長年累月的陶冶中，一般的說，具有很高的道德情操。」
莊垂勝一直相信祖國，此刻更叮嚀家人，接下來的日子，「國內人士」就要來到臺灣，要特別謹慎、不要鬧出笑話。
此刻戰戰兢兢的莊垂勝，領著中央書局在殖民地慘澹經營已經二十年了。出生鹿港書香世家的莊垂勝，年輕時在霧峰林家擔任秘書，1921年受林獻堂資助到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思路更上層樓。幾年後返臺加入臺灣文化協會，跟著林獻堂巡迴演講，因能雄辯滔滔，得到綽號「莊鐵嘴」。1925年，他找了文協朋友募股，創辦了學習法國沙龍文化的同人聚會「中央俱樂部」，也就是1927年「中央書局」的前身。
不同於其他對這政治交接期憂心的臺灣人，憧憬祖國文化的莊垂勝相對樂觀。從書局名稱就可明志：心向「中央」，意思可不是日本政府的中央，而是漢文化傳統的中央。莊垂勝是臺灣當時孺慕中華文化的知識份子之代表人物，1919年五四運動點燃中國大陸對白話文運動的熱情，這份熱情更橫越海峽，落實為在殖民地嚮往漢文化的中央書局。
這種熱情，也可見諸同時期在臺北開設「文化書局」的蔣渭水。他刊過一篇廣告向「全島同胞諸君」介紹書店，就是一批文協人的初衷：「同仁為應時勢之要求，創設本局，漢文則專以介紹中國名著，兼普及平民教育；和文（日文）則專辦勞動問題、農民問題諸書，以資同胞之需。」
書店是啟蒙的戰場，莊垂勝要為思想攻城掠地，需要衝鋒的戰士。最得力的助手是經理張星建，他從1928年就進到中央書局工作，那時年僅23歲，剛讀完商業學校的預科，因為生病沒再升學，經歷奶糖工廠、律師事務所兩份短暫工作後，受僱到書局上班。張星建在書店接觸文學、音樂、藝術，眼界大開，不僅撰寫評論、舉辦講座，還主編《南音》雜誌，用筆名「掃雲」發表先進的文藝觀點。
張星建很有心在經營書局，也十分照顧年輕人。接近戰爭之際，台中第一中學校剛畢業的陳千武天天到中央書局看書，有一回張星建就靠上前去，嚇得陳千武趕緊把書放回架上。原來張星建注意到他都讀文學書，遂邀他進辦公室聊一聊，介紹張星建自己所主編的《臺灣文藝》，並對陳千武說：「以後要看書，就來這裡坐著看」。
也難怪劇作家張深切會評論道：張星建是臺灣文化界的「最佳世話役」，照顧了全島的文學家。
日本時代，上海一直是漢文書出版重鎮，莊垂勝便常親赴上海，挑選商務印書館等大出版商的書刊帶回臺灣；張星建經營書店門市，輸出養份給文學界的前輩後進，兩人聯手打造的中央書局，在日治末期已是全臺灣規模最大的漢文書店了。
然而1937年盧溝橋事件發生後，日本帝國捲進了戰時體制，殖民地臺灣的言論自由開始緊縮，敢言的臺灣知識人也遭受特別注意。
有一天，莊垂勝的大兒子林莊生，忽然對母親說：「我想爸爸和他的朋友都不太愛國！」莊夫人一聽大為震驚，急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原來林莊生每天放學回家，都會把學校裡老師教的「皇軍」在中國大陸的赫赫戰果轉述給爸爸聽，結果莊垂勝的反應都是無動於衷，只會敷衍地：「嗯，嗯……」兒子甚至指控道，「我常常聽他說日本的壞話。」
林莊生的童稚之語，立刻換來母親的嚴厲斥責：「胡說！你是玩『戦争ごっこ』（打仗遊戲）玩昏了頭了。真的打仗，人是會死的，不是開玩笑！」林夫人罵完小孩末了，不忘補上一句，「爸爸是很愛國的。」
不過，妻子的辯白似乎無效，莊垂勝不久後還是在兒子面前被警察怒吼：「不要強辯，跟我來警察局！」主管思想的高等科警察隨後也進行「家宅索查」，帶走幾大包的文件書籍，將莊垂勝拘留了四十九天。
根據好友葉榮鐘的說法，莊垂勝被捕的原因始終無人知曉，但是隔幾天臺北有報紙透露，這位「民族意識濃厚的「臺中莊某」，在北支事變（即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對於南京播送的支那戰況太過關心，所以當局決定『對收聽南京播送者予以嚴罰』。」
在殖民統治下心灰的莊垂勝，如今熬過戰爭、回到思念的祖國懷抱，著實滿懷期待。
2.
1945年10月國軍來到臺灣接收。之前的兩個月，臺灣雖然處在實質上的無政府狀態，但社會秩序大致良好。剛迎來光復，還有日本人留著，不能被看衰臺灣人沒能力自治，因此必須團結奮鬥。
民眾的道德情操隨著祖國的來到也鼓漲起來，無論青年學生、市井百姓，似乎都有「報國有心，請纓無路」的焦急。街頭常有人呼喊口號：「中華民國萬歲！」「建設三民主義新臺灣！」，也有少數人會唱些歡迎歌，最流行像是〈慶雲歌〉，歌詞歡慶「臺灣今日慶昇平，仰首青天白日清，六百萬民同快樂，壺漿簞食表歡迎，哈哈！到處歡聲，哈哈！」
莊垂勝受到行政長官公署之邀，當了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的首任館長。面對地方父老恭維：「唉呀，你來作館長最適合不過！」莊垂勝報以微笑，謙虛比擬自己「圖書館長」只是地方小廟的「廟公」，不是什麼雄才大略的人所志向的地方。話雖說得客氣，莊垂勝憑著中央書局的經驗，還是把這個在戰前只有學生進出的圖書館，在戰後經營成人來人往的文化中心。
張星建則留在持續營運的中央書局。他從原本單純藝文活動的經理，更加積極參與政治事務，既加入臺中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也同時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臺中市分團長。
賣書的這一行，在1945年10月的臺灣，就要改頭換面了。因為社會政治局勢的轉變，本土書店的經營方針和販售的圖書也跟著調整，大陸的漢文書籍湧入，帶著大陸的思潮、文學登陸。雖然日本殖民者撤退後讓台灣人離開了戰爭，帶來了自由，但也與新當局的偏好和控制形成微微的緊張，書局經營者們等於在微光中摸索。
國民政府接收政權不到四個月，1946年2月，行政長官公署就下令「查禁日人遺毒書籍」，陸陸續續查禁日文書籍及雜誌，主要目的說是為了「去殖民化」、「去日本化」。所以當時的圖書業，面臨的狀況都是青黃不接：日文書銳減，但中文書又不見得能夠即時遞補，市面上流通的中文書常常還是過去的舊書，比方《三字經》。
1946年《人民導報》的記者龍泪夏走訪台灣的書店時，就曾經感嘆書市光景的慘澹。他說，「書坊店簡直無一本像樣的書。百分之九十九在賣日本書籍，就是有幾家新書店，僅有《中國之命運》及《三民主義》一類的新書。」然而這類書籍，根本無法滿足當時知識分子的需求。
上海雖是近代中國的出版重鎮，台灣進口的中文書也大部分來自上海，但因為物價波動，進口成本很高。有人提議在台灣自己印刷，可是戰後物資缺乏不說，重建工作也拖拖拉拉，行政長官公署接收的印刷、油墨和造紙廠，就算轉為民營，產能也不及日本時代的二分之一，導致紙張竟然還要實施配給制，引來外省文人在左翼月刊《新知識》上砲轟「從根本上造成文化的專制與獨占！」
書籍頓時變成了奢侈品。
書市委頓，但社會上「國語熱」卻方興未艾。從大陸來臺插旗的東方出版社也從善如流，終戰隔年就推出《日華對譯辭典》，主打能用日語查出國語，還附有注音對譯。另外也有《國語常用語句例解》，把日常會話、寫作要句，用中日對照的方式編輯，方便查看學習。
街頭巷尾的ㄅㄆㄇㄈ聲此起彼落，莊垂勝看到兒子林莊生為了適應新時代、學習國語與漢文陷入苦惱，提醒他：臺灣人自己的方言正是學習祖國語文的最佳途徑，「臺灣人學漢文有日本人佔不到的便宜──那就是用臺灣話念漢文。」
1947年恰逢莊垂勝舊曆年50歲，這一年的他正在臺中圖書館館長任上大展身手，為圖書館推出許多業務，其中有許多項目非常受到民眾歡迎。他請來台中女中的校長余麗華主持婦女讀書會。余麗華來自福建省，通閩南語，莊垂勝延續戰前「一新會」的做法，安排至少一位女性與男性講者並列，帶領臺中市女性聽講和共讀。
這個為婦女主辦的講習會，主題橫跨國語、國文和歷史，一時蔚為風氣，市內許多家庭的主婦們都搶著參加，據說不來參加圖書館的講習會，就形同跟不上時代流行。
談話會則是莊垂勝在戰爭時期沒有辦法實現於中央俱樂部的企畫。通常在圖書館閉館前展開，是一種會員制的親睦團體，號召醫生、民意代表和各行業的人「以話會友」，輪番擔當主講，會中放膽暢言，高談闊論。
每星期六他還開放閱讀室，請來臺中師範學校的北京籍老師，標榜用純正國語朗讀書本、報刊給大家聽，增進民眾的國語能力，希望盡快和祖國文化銜接、交流。
這一年，躊躇滿志的莊垂勝寫下漢詩〈五十自壽〉，序文中這麼說：
「我素來被視為民族主義者，自忖終究不能倖免──日本投降當初，尤其覺得危險，並不期待能夠保存餘命，甚至獲得朋友們的推薦，濫充臺中圖書館長的榮職，而得以盡我棉薄之力，效勞桑梓，喜幸實在不可言喻……」
除了表達了能報效家國、一展抱負的感激，詩中也感嘆自己在異族殖民下為牛為馬，任由光陰蹉跎。幸好五十年過後，總算還是異夢同舟，回歸到祖國的懷抱。雖然家國艱難，但他堅定相信：臺灣前景樂觀，所有人終將共同建設美好家園。
3.
1947年春，莊垂勝主持的圖書館正欣欣向榮之時，社會上卻風雲驟變。
一天正午，林莊生還在學校，竟然聽到有喇叭聲由遠至近，一個學生大聲喊出「槍斃！」聽到這聲吶喊，所有人彷彿鐵砂受磁石吸引，紛紛向校園籬笆衝去。
林莊生看見一隊持槍的軍警，拉著一列大約四、五個人，向臺中市體育場的方向行進。受囚的人面目蒼白，雙手向後縛綁，背上插著一塊木板。接下來他只聽到遠方傳來「碰！碰！」兩三聲槍響，他隨即停下腳步，渾身哆嗦。雖然沒有目擊到現場，但林莊生彷彿自己也被手槍打死，腦袋麻木。
在往後的許久許久，就算離開了故鄉、離開了父親莊垂勝，移居加拿大三十年後，那次情景與曾經感受到的驚愕，仍然不時入夢。
林莊生想起在鳳山接受預備軍官的訓練時，一位隊副總是訓誡：「做軍人要頭腦簡單，四肢發達！」他悲哀的想，是的，「要做一個中國人，非頭腦簡單，四肢發達不可。」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的兩日，中央書局的老夥伴楊逵等人先在書局成立「輿論調查所」，想了解一般人對「臺北事件」的看法。但後來又覺得緩不濟急，決定乾脆直接訴諸民眾，把隔天本來要辦在臺中戲院舉辦的憲政演講會，直接改成市民大會。
這時社會上的風向紊亂，消息來自四面八方，莊垂勝和他的友人全都集合在中央書局會商大計。
市民大會召開之後，民眾決定遊行示威。經過錦町（今平等街一帶）派出所時，和警員爆發了衝突，憤怒的民眾一下湧入派出所，解除警員武裝，查封槍枝彈藥，宣布佔領警察局，同時將臺中縣長劉存忠囚禁，市長黃克立則潛逃。
至此，臺中市政府機關停擺。在近乎無政府的狀態下，臺中市民自發組織起臺中市時局處理委員會收拾殘局。混亂的局面中，以知識分子自居的「談話會」成員當然不能袖手旁觀，很多人移陣到處理委員會討論接下來的對策。莊垂勝與張星建等處理委員會的成員，就連袂在臺中圖書館裡頭不分晝夜的開會。
莊垂勝在委員會設立當晚就被推舉為主席。有人表示這個責任太重、太危險，不應該莊垂勝來扛；但也有人認為在文武兩派的對峙中，莊垂勝比較容易被大家接受。他們擔心如果是由謝雪紅為首的武力派掌握了委員會，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莊垂勝也知道情況很複雜，舉步維艱。他曾在日記裡分析：「現在的問題是，應該把這個事變推動到哪一個方向？有的想把這次事變做楔子，實行政治改革；有的想把它導向社會革命。處理委員會成員很複雜，難求共同之策略。」
至於林莊生只記得，從那時起，莊垂勝除了晚上回家睡覺外，很少看見父親，因為莊垂勝每天都在處理委員會主持事務。當時莊垂勝甚至對他說：「萬一有什麼事情發生，就把我葬在萬斗六之山。」
雖然莊垂勝面帶笑容，林莊生卻直覺他的父親是認真的。
4.
莊垂勝的台中市事件處理委員會在政府空轉時期，肩負起公部門的角色。莊垂勝不只向民眾募捐糧食，還利用臺中師範學校的十幾口蒸氣飯鍋，每天準備飯糰，供應民間武裝隊伍和被集中看管的外省人。
不久後，軍隊從大陸調來，分別從高雄和基隆上岸，兵分兩路掃蕩。3月11日，臺中市處理委員會解散；4月1日莊垂勝被扣。
莊垂勝被關押了七日、經歷了重重審問後被釋放。出獄之後，教育廳以「煽動群眾叛亂」為由，將莊垂勝撤職，讓他從此斷絕了仕途。他於是回到計畫埋骨的萬斗六經營山林。
張星建則在國民革命軍進入當地「清鄉」時，逃亡南投山區，輾轉藏匿。
楊逵、葉陶夫婦逃亡時，隨身仍帶著中央書局的油印機，準備隨時號召群眾再戰。
當第二十一師開進台中干城營區時，下令的外省籍指揮官特別命令部隊不許在市內騷擾百姓。指揮官抵達圖書館時，看見莊垂勝仍在上班。他勸莊到鄉下避風頭，莊垂勝卻嚴肅回答：「我是臺中市處理委員會的負責人，我怎麼能逃？」
「而且，我自認沒有對不起國家，政府若是不能諒解，這款仔社會又有什麼好眷戀的。」
5.
雖然全身而退，莊垂勝卻從此沉默，回到中央書局與大同農場，不問世事。大約也無事自娛，他寫了幾首詩，其中一首名為〈山寺隤墜有見〉，表面上是寫空山傾圮的古剎，實際上卻在詩後加上了一段自註，明顯的對世局失望，心境已經大不如前。
「本省光復後，日本過去的建設，雖然經戰亂破壞，但遺產當屬不少。然而，接收後多半不甚講求恢復，反而見到不可勝數的當事之財，因侵蝕而更顯毀廢。
再者，人事上不計良莠，牽親引戚，源源而來；躐等虛冒，無奇不有。歧視省民，本省人材多置之不用，二二八後尤甚。雖然長官屢屢有所聲明，但事實未見稍有改善。政府只知道土地產業，民心卻日見離散，國家前途殊不堪設想。」
直到1962年罹病過世前，莊垂勝還記掛著在美國求學的兒女們。據兒子林莊生透露，父親莊垂勝這一生從來沒有這樣勤於寫信過。在寄給兒子的信中，莊垂勝似乎不意吐露了感慨：
莊生：
……三分人事，七分天。遭遇有幸或不幸。事有不能如意處正多，豈單憑自己努力而能解決哉！
曾經一同並肩舉辦文學活動的葉榮鐘，在莊垂勝過世後，為他這位戰友的晚年抱屈：「三十六年春，平地風波（即二二八事件），他不但摜了紗帽，險些兒送了性命，於是『歸去來兮』，他回去萬斗六山莊經營大同農場。去過那晴耕雨讀的生活。但是這樣跡近隱遯的生活，並不是他願意享受的啊！他被七十二師拘押時，自知必死，在獄中做聯自輓。」
那時，牢獄中的莊垂勝已然心如死灰。他給自己擬好的「自輓」是這樣的：
自幸一門三世，無負國家民族；
雖淪被髮左衽，未忘禮樂衣冠。
葉榮鐘在太平洋戰爭末期被日本軍部徵召到馬尼拉，擔任報紙漢文欄編輯。他曾經從南方捎信回故鄉，致好友莊垂勝的詩中，有兩句：「餘生只合三緘口，去死猶懷一寸心。」戰爭時期兵馬倥傯，煙硝凌亂，沒想到倆人還能苟活於亂世，一起活到了戰後。
誰知戰爭結束不過幾年，世事翻了幾撥，又已然是滄海桑田。
當初葉榮鐘在信中表達的，是軍國主義下被殖民者的無力；豈知也成為他們這一代知識份子，「回歸祖國」後半生的一語成讖。
1950年代的某一天，兩位客人來莊家拜訪，可惜當天莊垂勝不在，沒能遇到。林莊生端茶進來給客人時，看見他們正在欣賞莊垂勝所寫的中堂和對聯。
中堂是曾國藩的「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
晚上莊垂勝回到家，林莊生建議父親把兩件都裱裝起來，說著對聯的紅紙已經褪白，最好能重新寫過。莊垂勝看了好一陣子，說：「還是留著原狀吧！這對聯是臺灣光復的紀念。」
否極泰來，山川易色
鼎新革舊，日月增輝
林莊生想起光復不久的那時候，一家人在飯桌上討論著母親白日遇見的車夫。他思忖道：「政治上的事情，像父親那樣憑純粹理性推出來的『理』非常不可靠；還是車夫那樣，憑純粹經驗推出來的『理』有用。」他下了結論，「以後聽到由實際經驗提煉出來的警世之言，不管講的人是販夫走卒或臺閣鉅公，我都洗耳恭聽，不敢再草率評議了。」
1998年，中央書局終於不禁長期虧損，從分租給婚紗行，最後轉手給安全帽行。在這之前，這座文化城堡一直散發著文學的光和熱，影響了好一代人──
幼時的楊翠曾經牽著阿公楊逵的手，讓阿公帶她到中央書局開會。潭子長大的廖玉蕙，小學轉學第一天就迷路，慌亂之際看見中央書局燈光乍亮，像一個庇護所，之後她就常來這裡，直到高中畢業，離開家鄉。從南投到臺中讀高中的詹宏志，也因為草屯家中無書可讀，等候通勤的時間也會跑來中央書局。他們後來一一成為台灣的文化人、作家、學者。再影響了更多年輕人。
張星建要陳千武以後別站著，有需要就到他辦公室的沙發上看書。陳千武在那裡讀了張星建編輯的《臺灣文藝》，才知道──「臺灣也有作家，也有文學。」
但是，曾經啟蒙陳千武，在二二八中逃亡的張星建，卻沒有機會跨入50年代。白色恐怖的山雨欲來，是他雙眼見證的最後一場風暴。他的生命永遠停留在1949年。那年的1月21日，張星建在臺中市綠川橋附近被暗殺，陳屍於臺中市大正橋下。他的最後面目，根據報載：
死者身着西裝，上身天青色，下身國防色，腳穿赤色皮鞋，鞋底帶牛糞，屍體彎俯屈曲，頭部右額着水，鼻流血。手上亦有血，在橋上欄杆及地上有血跡七八處，初步研究所得，均認為暗殺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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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巫永福、（隔一人）張星賢、張星建，攝影於臺中中央書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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