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在說話

 

文學的意義是：一個主體在說話。

它身上會有時代的痕跡，族群的印記。夏曼藍波安的海和劉宏文的海是截然不同的海，蘭嶼的漢字和馬祖的中文也是截然不同的語言。

就算是殖民，戰後龍瑛宗修復出來的破中文，和被強押進漢字系統的夏曼藍波安的破中文，也不是一種文字。遑論離散華人。

都受過日本教養，其生也早的龍瑛宗（1911）在戰後要趦趦趄趄跨越語言的次元之壁；陳映真（1937）、郭松棻（1938）卻可以捏成典雅、纏繞、綿長的日式中文，自成一家。

我們可以向上建檔歸類，把它們分進所從屬的時代、族群的資料夾裡，想辦法建立彼此的聯繫，像古人把相隔幾萬光年的光點連成星座，唐老師再來羅織它們在你上空盤旋出什麼意義。

但不要忘記，每一個人還是不同的主體，在雷同的泥淖裡閃爍著變異。

陳映真義無反顧的走向紅色中國，即使「聽說大陸的革命墮落了」也在所不惜，無論文革、六四都不曾動搖，最後亦「落葉歸根」，死在北京；

郭松棻旅行一趟文革剛落幕的大陸後，「洗去左傾風塵」，用本名重新拾筆，回到文學創作，「更加小心翼翼，保持距離地書寫個人記憶，從人性裡，探索歷史與政治。」

所以為什麼駱以軍令人厭煩。

因為不管邱妙津、李維菁，一死去就成為永恆的客體，她不能再幫自己辯護，跳出來說媽的請移開你猥褻的嘴。

有人卻仰仗著我是活人、我還寫字，兩大主體特權，把不能發言的客體，翻炒糊弄成自個「小說」裡的焦香菜色。這根本不只是「拿他人生命填自己磚瓦」，是貨真價實拿他人無生命來強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