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20
＠左轉有書Ｘ慕哲咖啡
／主講人張娟芬，主持人林欣怡（廢死聯盟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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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沒有花的2010純荊棘第一版，資深娟粉是也。 |
對死刑的質疑開始於：冤案。也是張娟芬反對死刑的第一個理由。
我們的司法制度離完美太遙遠，它面臨程序正義的問題：若我們的司法在程序上是不完備的，那麼難道我們能夠用不正義的手段處死他人，以獲得正義嗎？（有點類似毒樹毒果理論）
實務上刑事訴訟不是等邊三角形，而是傾斜的：法官與檢察官接近（同一考試、試後一起受訓、集中管理），離被告很遠。司法官也很愛論期別、論輩分，而律師不在同個系統裡面；法官與檢察官的角色可以對調，於是在法庭上會造成角色的混淆。
制度使得被告結構性地被放在不利的位置上，剩下的就看被告身上有什麼可以加減分，階級歧視、族群歧視等因素便不斷被捲進來。
「那麼我就會懷疑：死刑本應該替我實現正義，但若這制度本身是歪的，那它怎麼替我實現正義？」
冤案是個案出發，有人會說：那是例外，其他還要殺。但再看下去，會發現這個訴訟制度的傾斜，會讓所有被告都站在不利的位置上。
尤其慘絕人寰的大案子發生時，那誰是被告誰就慘了，心情上我們就很想懲罰這個人。
這是反對死刑的前兩個原因：1. 個案、2. 制度，然後在廢死聯盟裡待久了，慢慢找到第3.個理由：國家權力應該被限制到哪裡？我們期待的人民與國家的關係內建在語言裡，是一種家庭式的、和諧的親子關係，如「父母官」，「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
但愈了解民主，愈覺得人民和國家站在尖銳的對立關係上。
講民主、憲政，假想敵都是國家。講多數民意、民意政治，我們講的早已不是親子關係，而是假想國家為敵，國家可能違逆人民意志，因此以多數意見為武器，要求國家依民意行政；憲法意涵就更強力，從頭到尾每一個字都在約束政府。
2010年廢死輿論：十五個大法官為什麼凌駕於多數民意？後來同婚也曾經激起此爭論。
但廢死爭議讓張娟芬明白，民主社會為何仍需要憲法、需要大法官這個機制。起先國家是沒有憲法（或不完備）的，只採取民主的多數意見。但造成的惡果，以最常被提起的為例：納粹德國。
憲法的用意即是畫下界線：不行，你大部份事情可以多數決，但有一些不行，如：基本人權。
希特勒的崛起讓我們看到：來自很多人的決定有可能是錯的，很多人的決定可能是自殺式的決定，讓所有人承受惡果。於是憲法開始畫下底線，比如：你必須維持民主自由的體制，即是你們不能多數民意公投要恢復帝制。
如何成為：合格公民／知情公民／內行公民（informed citizen）？她對好公民的定義：對國家有敵意的公民。
內行公民明白，國家是經常性侵犯人民權益的大怪獸，憲法提供的只是一種非常脆弱的保護。觸犯刑法，可能警察跑出來抓你，但國家觸犯憲法時卻不會。但它一旦觸犯，對人權和社會的侵害、影響是非常大的。
司法制度也等待著內行公民。大眾的法治教育讓我們明白，對於死刑的支持是源於對公正社會的想像，但那往往是不知情、misinformed的。
死刑對張娟芬不只是司法議題，而是核心價值：當巨大的犯罪發生，但我們只有集體想到死刑，那這個社會的樣貌便是一個「黑白的社會」，「但我更期待彩色或灰階的社會。」
比如，社會是不是有反省的聲音？除了怪罪壞蛋，能不能去討論是不是有什麼制度性的錯誤，導致了犯罪的發生？例如教育制度裡是不是排除、甚至貶低了低成就學生，讓他從小就自視為不合格的公民／人？又在事後，是否提供什麼，去彌補社會全體受到的驚嚇？
死刑跟體罰很像。體罰比較快速。倘若決定不體罰，那他必須循循善誘，在教育的技術上有所進步。體罰會讓教育者比較懶惰。
死刑也是，它會讓後續的討論、反省都無法出現。
我們作為共同體，那我們想要的原則是什麼？排除壞人？還是去想這個壞人也是在社會裡慢慢長出來的？排除的邏輯和死刑的邏輯是一致的。但我們能否有共同體的邏輯，在共同體的前提之下，把這份惡包含進來？
好，那如果遭遇到「真正的罪大惡極」呢，對於廢死是否還如此堅定？我們去設想一個18歲的罪大惡極？還是12歲的？5歲的？你說哪有可能，5歲哪可能罪大惡極，那我們就停在這裡，如果他長到18歲卻變成罪大惡極，那我們可否去凝視、去反省，這中間讓他變成罪大惡極的過程，發生了什麼事？會不會他16歲時一個頓挫，底下沒人接住，於是造成了他在18歲時成為了罪大惡極。
如果在制度、在成長過程中，不斷被貼標籤，反覆受到歧視，那把一個人推去為惡不也可以想像嗎？
黃明芳案。有趣得讓人雞皮疙瘩。
司法和人生攪和在一起時，真的沒有什麼黑白分明。從人情義理來看，我們都能知道他後來犯的那個罪，是從前面被冤枉的案子來的。
在被司法制度咬住之前，你會覺得它還算公正；被咬住之後，你才發現原來人這麼脆弱。人跟制度對抗時，人是非常渺小而不利的，即使司法制度承載了我們這麼多正面情緒，但她愈了解，愈覺得司法制度擔不起這個重責大任。
我們期待世界有一套規則，而司法幫助我們對世界有公正的想像。但不論在看司法或死刑的議題，總覺得黑或白的分野應該更反省、自省。因為在具體的個案中看見人和制度產生碰撞，我們便會知道它不如想像中的黑白分明。
所以如果萬事都以懲罰處理，恐怕不是這麼好的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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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冤的就不殺，不冤的就殺。但，我們如何知道誰冤誰不冤？鄭性澤活下來是因為幸運，如果2006年沒有停止死刑執行，那麼2010年廢死聯盟也沒有機會發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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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直接殺掉？
Ａ這是基於對監獄制度的不信任，即不相信他放出來不會再犯，所以死刑可以一勞永逸，我們可以不必承擔罪犯再犯的風險。但這很奇怪，對監獄教化功能有敵意，但對司法制度卻很信任？
這種立場的人最大的問題是，「怕他出來再犯→直接把他殺了」，這是一個巨大的跳躍；我們應該看政府是否符合「最小損害原則」，我們可以關到他的身體上客觀失去再犯能力，而不是直接殺了他。
再者，擔心再犯不是應該直接死刑，而是去加強監獄的教化功能。
現在監獄裡有超多不同罪犯（六萬人），死刑犯只有四十幾個。這六萬減四十幾個人，將來有一天都要回歸社會。這都指向強化監獄的教化功能。
Ｑ有沒有可能沒有冤案？
Ａ制度可以改善判決品質，卻不可能完全杜絕誤判。就像作實驗就會有誤差，所有國家都不可能杜絕誤判。如果凝視死刑犯，一定有判錯的，但最恐怖的是：你不知道有哪些。
張娟芬的博論寫十年（2006 - 2015）臺灣的62件死刑判決，「其中有十件我認為有問題。那其他呢？我無法保証。」古往今來沒有一種技術可以去檢驗，說它絕對不會錯。如：鄭捷殺人是確定的，但他有甲狀腺疾患，會使他進入情緒狂暴狀態，那這和他的犯行中間有沒有關？那他是純粹的殺人魔，還是受疾病困擾而無法控制情緒的人？
愈是鑽進去案子看，愈發現裡面有不確定的東西。當時鄭捷律師有提，但法院只想速審速決，給社會一個交代，並且非常火速的送卷到法務部。理論上法務部要審卷，確認無疑，但一定沒有啦。
吳豪人：刑事訴訟的精髓從來不是無罪推定，而是給社會一個交代。
且鄭捷是在羅瑩雪下台前搶著殺的，彷彿是政績。
所以有些人認為，死刑可以清晰的分為冤案和非冤案，但事實是我們根本分不清哪些是冤、哪些不是，但就是有人想直接繞過去，所以人們常常只能舉出戲劇裡的案子，因為戲劇是編劇和導演的人造物，它還原犯罪現場。但真實人生哪裡有「罪證確鑿」？裡頭都有關鍵性的疑點，或者讓我們停下來的關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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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調查顯示：寧願錯殺，不要錯放。因為我們不會自認是蘇建和、徐自強。但可怕的是，錯殺會讓真兇逍遙法外，它讓你得到的安全感是虛假的。
臺灣人太容易覺得自己會變成被害者，而不是成為蘇建和、徐自強，但臺灣真的是非常安全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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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使用媒體頻率愈高的，愈覺得犯罪率在上升。大部分媒體上重複播放的犯罪案件是沒有意義的，只讓你自己嚇自己。
我們需要安全感。她的朋友在英國背包被搶，兩天後接到政府來電：我們對犯罪被害人有心理諮商，您需要嗎？
「我需要的安全感是這個！」我遇到犯罪時，政府機構會給予支持。任何社會都不可能零犯罪，就是看運氣，那這個社會有沒有支持犯罪被害人的系統？而這個支持系統也是我們用死刑制度去逃避的。
支持被害者的人覺得沒有死刑，被害者的正義沒有得到伸張。但執行死刑後大家就不討論了，好像死刑就是送給被害人的禮物，送完就沒事了。可是錯過了重點，重點應該是先承認社會就是會有犯罪，那我們如何減低犯罪對人們產生的衝擊？
挪威大屠殺時，政府資源很重要，提供倖存者、被害者家屬諮商，且是長期的諮商。
這些東西才是能夠真正能增進社會安全感的，但它花錢且長期。死刑相較之下是便宜的、方便的，兩句話平息民怨的。
死刑是奶嘴，它不會真正給你營養，只讓你感覺有東西在那，但我們談到的問題都不會因為死刑制度的存在而得到解答或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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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如何提升監獄教化力？
Ａ林欣怡推薦《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死刑囚的教誨師》
考察（忘了哪一國），因為沒有死刑，所以每個人都要回到社會，那麼在監獄裡所作的努力就是：「尊嚴」。讓受刑人成為有尊嚴的人。比如：有隱私。可以把自己的東西鎖起來。獨立的廁所。這些是人的尊嚴最低的表現。再來是教育、謀生能力的訓練。比如跟外頭工廠一致的生產線，有工頭，一起討論如何製作、改善，也可以在裡頭考證照。
荷蘭的監獄甚至有開放給挪威的，因為挪威不想蓋監獄，荷蘭因為毒品除罪化，監獄裡人不多。挪威還輸出監獄經驗給白俄羅斯（which still has 死刑，且監獄制度很糟糕）。為什麼還讓布列維克這麼舒服的存活？因為所有人要回到社會，所以要能夠活在現代社會：因此電視是液晶螢幕、有電腦可有限度的上網。
他們的監獄非常花錢。
我們對社會的想像就是：不要在監獄裡花錢，但要蓋愈多的監獄。
臺灣已經有監所改革的團體存在，廢死也正在辦理「死刑替代方案」的公民審議。
（又忘了哪一國）矯正機關會通報受假釋人的家鄉公部門，調度地方的資源來協助他重返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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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監獄，核心想法：把監獄當作學校來辦，但我們常常是把學校當監獄來辦。一個嚴酷的社會也把病人當罪犯。張娟芬所理想的社會是，看到罪犯身上比他更大的問題，解決症狀、而不是解決人。
推動社會改變，不是社會齊步走，而是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一再有人回頭問ＡＢＣ的問題。她覺得這相當好。最基本的問題永遠是最好的問題，可以幫助我們打通任督二脈的問題。
他們提供觀點、提供所能提供最好的資訊，但死刑議題需要時間思辨，你可以在過程裡找到一個自己能夠接受的平衡點。
----------以下是個人心得----------
討論一開始我提到《與惡》。反而是看了劇之後，讓我體察到以前過於流暢的接受廢死，鄙視動輒喊殺的愚民，造就的是優越感。
一如睥睨韓粉、瞧不起接地氣，套句湯舒雯：他們可能錯了，但我們不一定是對的。
承認，是優越感支持著我選擇「進步」的那一端，而非真的對人權有什麼理解、有什麼不可侵犯的追求。
因為每一集跟著賈靜雯哭，讓我有一點點沾帶了受害者遺族的情緒，忍不住僭越地去設想：一樁「罪證確鑿」的暴力發生，為什麼不能判其死？
娟芬後來的說明裡已回答我：戲劇是戲劇，人生是人生。真實人生裡我們沒有重返犯罪現場的全息投影，沒有確罪無疑、鐵證如山。
我承認我還是對罪惡憤怒，而要去壓抑這份憤怒，理智地討論把宣洩憤怒的管道廢除，是困難的。但書裡也說過，所以我也知道：這份憤怒是珍貴的，代表我們依然嚮往正義。
只是娟芬相信，有比死刑更合適的正義代言人。不用受廉價的唬爛家拐賣。
我想到《模仿犯》和《腦男》，奇怪都是日本的作品。日本包含鬼片，整個文化一直演繹「無來由的惡」，倒突然讓我感到生氣（奪易怒，大怒神）
《模仿犯》被宮部美幸姑隱兇手的生長歷程，使我們得以專注於其惡行，且不給他太多同情；《腦男》甚至暗示惡的本性難移，罪犯會狡猾地偽裝已被心理治癒，而出獄再犯。
我欽佩日本人貫徹文學的自由，文學本來就有特權不顧忌任何鐐銬，比如道德。
但此時我嫌惡它們 1.先決地把惡排除在「我們」之外，作者隻手遮天，不讓讀者「理解」惡之生成必然具有社會性，2.預設：有人就是壞得無可救藥，絕無教化遷善、和解修復之可能。
這兩種對人的想像，不能說全錯，但很有可能持續製造惡的事端。日本又，算了我也不熟不要亂罵。
總之有這些想法，權作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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