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10 自由とは何か：戒厳令解除後の台湾文学
／賴香吟 ＠zoom
在台大讀經濟時，有人建議她去讀「台灣史」，當時她沒有聽過這個學科，但想想也覺得合理。戒嚴的中後期出生的她，不知道台灣史這樣的說法、這個學科。在課堂上還不是從台灣史，而是從曹永和先生的台灣島史開始的。
另一個大背景是柏林圍牆倒塌，帶來全世界思想和價值的震盪。她所身處的台北，也受到這波衝擊。百無禁忌的西方，和之前被禁、被壓抑的「中國」出現了。這些現象都是新的，她個人的成長史和大時代的轉變恰巧有了交集。但生於戒嚴中後期，戒嚴已經深入日常，經濟上的繁榮也轉移了對戒嚴的意識，多數人已經習慣「不自由」的處境，她的世代不會去問：為什麼要戒嚴？如果沒有戒嚴，是什麼處境？「自由」是什麼處境？回想起來，除了穿制服、上軍訓，好像也不太算有什麼「不自由」的狀態。
但自由不是點石成金的事，也不是為所欲為的事。因解嚴而來的自由像「空降」，以自由之名，在台灣政治和社會當然帶來了一些混亂。
因為報紙禁令解除和審查機制鬆綁，促成文學發表場域變多、文學內容也拓寬，原來的作家能從都市、性別，進而去碰觸國家、政治的議題，不同的族群身分在認同上的轉折。
更年輕的世代對國家的認識可能比較單薄，對性別、生態、人權比較關注，也開始去詢問自己這一代身世的記憶，語言風格也普遍受到翻譯文學的影響，例如村上春樹的日本文學、米蘭昆德拉的夾敘夾議、莒哈絲的新形態女性文學書寫。因此在評論上就可以聽到「眾聲喧嘩」。
她自己就在這個年輕世代的尾端，後來離開台北、抵達東京，從台灣史的旁聽生，投入殖民地歷史的研究。在觀察台灣解嚴的現象時，有比較完整的脈絡可以參考。在後解嚴的時代，是一種「試行錯誤」的狀態。
**
所以那些年她所嘗試的，正是看能不能把政治、歷史，和講究美學、充滿隱喻的文學結合。對自由沒有準備的人們在自由的洪流裡潰散，這樣的現象能不能用文學語言寫成小說？所以20世紀末時出現了以《島》（2000）為名稱的短篇小說集。
不過她自稱那是不完整的作品，有些預定的篇章沒有完成。因為自由跌得滿身是傷，這樣我們還要自由嗎？也許她看見了問題，但還沒有看見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沒有完成本來的計畫：年代五書、島嶼三部曲……。
對她這樣一個寫作者來說，她也在時代的洪流裡被沖散。20世紀最後一個十年因為核心的鬆動，很多價值因而變得混亂，作家也只好各自摸索，因此有些佳作，但有些人也在劇烈的變動中被折損掉了。
時間來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就相對沉寂下來，呈現一個盤整狀態。因為解嚴帶來的「快樂希望」（借用陳水扁1994年競選台北市長的口號）已經過去，人們還沒有學到自由，就已對自由幻滅。這麼混亂的自由寧可不要，寧可要回到威權下的秩序。學界提出後遺民寫作，追憶和悼亡一個已經消逝的政治文化。年輕作家則對鄉土和國族提出新的表達。
賴香吟自己則有一篇作品叫〈暮色將至〉（2008）。這是以陳水扁競選連任的時空所寫的小說。陳水扁當選總統是解嚴以來第二次總統直選、第一次政黨輪替，在政治史上有分水嶺意義，不過，改革不太可能是一時之間短期能達成，實際上也確實看到資源搶奪、舊勢力反撲。
小說裡都是黨外陣營的人物，一個人生氣勃勃很想做事，但受病魔摧折；另一人對黨外歷史如數家珍，但不見得在新的政治結構使得上力。理想被婚姻、事業的挫折磨平，回顧人生、眺望未來，有一種暮色將至、黑夜來臨的預感。
小說實際發表時間是2008年，已經是第二次政黨輪替。對希望解嚴後能真正迎來民主自由的人來說，這是真正落入了黑夜。再往後拉六年：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有成千上萬自發集會的民眾、學生，唱一首歌叫「島嶼天光」。從這一點來看很有意思：從暮色、到黑夜，我們希望天光、天亮，現在想來固然是偶然，但也有一點預感在當時就存在。
新的思潮裝在舊的體制裡問題就會累積，最後就是帶來新世代的衝撞。這是舊體制再一次的崩解，對民主自由再一次的思考。
其中最熱衷於討論的是解嚴後出生的世代，他們所受民主自由的教育是比較多的，成長過程中也會實際體會到民主帶來的選舉亂象，或媒體裡混淆自由的言論和作為，所以他們討論自由會進入比較務實的層次，而不是前面世代的概念空談。解嚴以來認識自由的功課，到此時才開始補課。自由不只是政治概念，而是人人都會經歷的身體感覺：我要的自由是什麼？自由從哪裡來？台灣如何保有自由？
太陽花後世代再交替、資源轉移都有明顯變化。文學上在文壇輩分、美學範式方面都被動搖，語言、題材、創作態度上都沒有邊界界定，出版社也非常開放，因此近年的文學作品很難做個歸類。近年多了很多以本土歷史、地理為材料的創作，傳記、民俗歷史小說、虛構史料為新故事，也有很多是處理當代社會現象的作品，作品裡的內容、人物設定、字詞使用，都比過去多了活潑的台灣色彩。
**
文學反映生活本來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台灣顯然花了一點時間才走到這一步。因為這個延遲，台灣顯然有一點急，急著追尋記憶、建構文化主體，特別是香港的衝擊後，這樣的願望變得更急切。
我們眼前的世界正遭逢劇烈的震盪，這一次台灣身在其中，甚至可說在風暴中心，在民主與獨裁、自由與不自由這樣的體制之爭中，台灣被推到前線。三十年前短暫的留學生涯，她的國籍還被登錄為中國。而除了1996飛彈危機之外，她幾乎沒有在新聞媒體上看過台灣。
現在情況不一樣，國際上認知到台灣的存在，討論自由也不像解嚴當時認為只要一紙命令就能成真。自由需要實踐、需要爭取、需要捍衛。回到台灣眼前的環境，文學市場的經濟效益很小，但生機蓬勃，各種題材、各種語言，很多人像小螞蟻一樣在做搬運。台灣島嶼常常不夠成熟、不夠穩重，但總是不會放棄樂觀的希望。
所以我們也只能這樣想：危機也是轉機。危機才能凝聚出族群的向心力。深切感知到：我們必須勇於自我敘述，告訴別人我們是誰、我們想要怎樣的生活方式，文學就是我們集體創作出來，具代表性、而且是核心的敘述。
今年夏天重新整編二十年前她沒有完成的短篇小說《島》（2022新版），她是用一篇以2016年、也就是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為時空背景的〈雨豆樹〉（2017），來為島嶼三部曲和年代五書作結束。回顧解嚴三十年，錯也錯過、吵也吵過，作為時代的局內人，「我畢竟要花這麼多時間才能提出我的觀察報告。」
同年，她出版另一冊小說集《白色畫像》（2022），藉由三個人物去回溯戒嚴時期下的台灣生活。合併三年前的《天亮之前的戀愛》（2019），台灣從作為殖民地、走到戒嚴、走到解嚴，「這是我用自己的文學去認識，我也希望寫下台灣這樣一個經常不自由的土地，在這土地上面人們的生活，和他們對自由的追求。」
她認為，現在可以說是台灣和台灣文學最自由開放的時期，但是未來呢？台灣的未來會是怎樣？包括她自己都沒辦法說出一個明確的答案。現在是一個所謂危機四伏的當下，「我只能夠相信而且希望，在經過這麼漫長的自由的奮鬥史，在此之後自由的概念，希望不要再只是悲情的呼喚，或空泛的文學上的修辭」
她說，我們要跳出這個層次，思考當我們現在擁有自由，或者有朝一日如果我們失去自由，才能學會用一個比較深刻的方式去敘述自由。
**問答**
第一篇的「島」是歷史的空缺，它對歷史是不了解的，和觸碰到歷史的不舒適感，在記憶被控制的地方，你去觸碰記憶、歷史這樣的東西是危險的。
第二篇「島」這個人物已經逝去了，無法解決的台南運河淤積的問題，顯示的是時代轉換的挫折與困境。雖然小說最後把希望寄寓了孕育中的新生命，但這個新生命到小說最後依然沒有出生，而且我們不能確定它最後是否能順利出世。
三部曲的結尾，〈雨豆樹〉時我才摸索出來，#因為時間總是會換來一些明白，翻譯者的角色朱利安也確實給我帶來一點提醒。
那〈翻譯者〉（1995）這個中篇小說是比較早期的作品，關注點在於文學是現實世界的翻譯，那怎麼透過文學去翻譯歷史和時代，這個我剛剛在演講中已大概提到，是文學美學以及其功能的問題。所以從這個觀點講，把島三部曲視為翻譯者的實踐也是可以的。
在這個國際交流的場合，把朱利安這個角色提出來是很有趣的。透過翻譯者，我們可以感知到在更廣大的天地裡，經過互相參考，一個作家可以到什麼水平。另外，可以把朱利安當成一個他人之眼，通過他人之眼去看到台灣的過去，與其局限於一個島嶼的觀點，我們應該跳出來去看到國際局勢和地緣觀點。發生在台灣的事，近百年來在全球很多地方都發生過，所以跳脫出一個悲情的視角，用比較客觀的觀點在國際格局思索解決之道。我想這也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
**
最後，雖然新世代作家對自我追尋相當急切，不過她想提醒，在材料的閱讀之後，需要一點時間的沉潛，還有各種觀點的消化，才回到文學的觀點，而且要守住文學的美學。在愈急切的時代，愈要小心文學工具化的問題。
從提問，看見大家關注新世代文學表現、新題材和新觀點，包含實務界出版社的開放和國際的關注，都看見舊體制已經被動搖。
我們看自己是台灣，但國際上常常看我們是中國與台灣。所以跟上個世紀不太一樣，21世紀文學常常會作為跟現代中國文學的參照，這個和國際漢學人才的變化也有關係。「所以我自己是認為，這個時代是非常好的時代，非常值得年輕人才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