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濫生無辜するな

1.

生きていて、明日を見よう。活著去明天看看。

我看祖國內地的整人法（我如數家珍：戴高帽、陰陽頭、坐噴射飛機，還新習得「噴泉」即把人頭顱打破血噴如注，「風景畫」即用刀割人臉到亂七八糟，「放血」即用刀戳屁股^_^），

覺得人類之愛生殖也是一種「去明天看看」的手段吧：

說不定下輩子、下輩子會更好。

堪稱出芽式投胎。

說不定人類（我）的最後一世可以看見天堂，或神之降臨。

所以無論此世幸或不幸都應該停止生殖啊。

不幸的話不用說，不需要複製mini me來受苦，畢竟只有最後一世會有神，中間的所有代（すなわち「人類歷史」）無非淵面黑暗。

幸的話，你已經見識過桃花源和人間天堂了，不需要再去明天看看有什麼了。

沒有濫生無辜，也就沒有濫殺無辜的問題。

人盡於此，善莫大矣。

2.

看貴國的故事讓我好像更接近了敝破島。因為檢討任何悲劇，最後一定會抵達公部門能做什麼、以及社會文化本身有什麼缺失。

但在民族、國族主義的籠罩下，這些檢討要嘛不是狗吠火車，要嘛就是遭致反擊。

比如控訴你的不愛中國、不愛台灣（忠誠不絕對就是～？）；

或者各路意見領袖知識分子紛紛跳出來洗地：

全世界都是這個樣子（比如高通膨高房價），台灣已經夠好了。

還有個人歸因：年輕人不要妄想一出社會就要買得起蛋黃區。

……這怎麼可能不讓青年感到挫折。柯文哲正是在這種無處可去的委屈和辛さ下興起的。

而且你還被明示暗示不夠明理、不夠成熟、你在乎的事都只是第二順位起跳：國家都快滅亡了！民主都快消失了！你還給國家添亂、給境外勢力遞刀子。

這種兩岸用語能無痛互通的情境比所謂支語流竄更值得讓人害怕。

一直鼓吹民心長城，即眾志成城是最強的國防；可是實際上是一再要人共體時艱，要確實的生活難題讓位給台海戰爭和國家大義。

我總覺得投柯的背後有一座喧囂的地獄，但覺得自己很民主、正確、進步的人們聽不到。

而一個活得痛苦的地方，又哪有底氣索求土地上的人們為它以命相許？民心長城何從建立？大選後要老人自己上戰場的情緒我也好能感受。雖然也不是投柯就不會戰爭和不用上戰場，只是「不值得」的感受已經在每一天的日常痛苦裡愈烙愈深。

所以肥宅這些國家主義者和意識形態工程師只剩下情緒勒索：想想國家為你做了什麼！飯飽你又給你書讀，對你很好了，不要再嫌東嫌西。

這其實就是這兩個世紀的中國人主流意識形態。老實說我真的不覺得台灣有不同到哪裡去。

3.

毛澤東把城裡的學生娃娃趕到鄉下，讓他們能接觸到第一線的歷史真相，而發現教科書上的歌功頌德都是謊言。

這不就很像肥宅、偽嬪和在豆瓣給偽嬪五顆星的那些學術人，他們以為白紙黑字上的就是知識，那些抽象而懸浮的學術語言才是知識、才配稱作知識。

結果他們見逃了真實的人，活生生的性命。

這不只是和真相失之交臂的問題（或裝模作樣的稱一聲知識論問題），這根本是一個倫理問題。

肥宅等國家主義者之愛戴國家與政權的傾向及其理由也就昭然若揭。

和他們把知識供起來膜拜的態度是一致的：他們才不care人的真實處境與萬千困難，他們寧願信教科書和國家這些熱衷於掌權的中央抽象物。

他們把白紙黑字當成口拈聖經的教主來信奉。現實的人兒都是狗屎，鉛字印出來的寶愛到滲血。

掛著Cambridge頭銜，哪怕印刷出的是早餐店奶茶封膜上的冷笑話，他們都會信以為真而且拼命引用。

於是乎被虛構而成的那座愛gamble的island「Matsu」就輾轉活在他們的論文和認知裡。

簡直像之前忘了哪個語言的維基百科事件，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頁面都是一個人信手胡謅的，但被人珍而重之地引用復引用。

4.

作者被不明就裡的西方人給激怒。西方人來到文革下的中國後，寫文章說中國人是多麼喜歡被批判、下鄉勞動，多麼樂意被毛澤東改造。

……這不跟我所尊崇的人類學者異曲同工？跑來馬祖說馬祖好賭，並以尚賭為傲。（完全可以想像老男人邊講這種屁話，邊裝得一副正經的促狹）（然後正教授信以為真，面白い）

作者說：我能理解無知，但無法接受對它的頌揚。

我對偽嬪也這樣。我能理解賭博及其發生的社會脈絡，但無法接受對它的無腦頌揚，而且是不合比例的頌揚。

比如說，那要不要也頌揚一下酗酒、文盲？

還倒打一耙，擅自封賭博為馬祖的特殊文化、值得自豪之處。

換言之，情願混淆實然和應然，只滿心想著討好獻媚，把族群的傷口信口胡謅成寶物。這種「研究」我認真覺得很可笑。

游弋水下的深海動物：我在日本遇到的中國留學生們

前年（2022）一天中午，上完課到京都大學學生餐廳的露台吃午餐。京都秋高氣爽，銀杏滿樹金黃，隱約聽到隔壁桌兩個女生的中國腔華語，而且一直出現關鍵詞「台灣」，我終於忍不住亂入：「嗨，因為我一直聽到你們在聊台灣，需要我來做一點補充嗎？」

她們驚慌失措：「我們沒有講台灣壞話！我們應該沒有罵台灣吧？」我說切莫慌張，就算是壞話，我也樂意洗耳恭聽。

她們並不直接來自中國。一人在加拿大讀書，一人則從紐西蘭來，兩人都剛到日本交換學生。她們在討論的是，在北美和紐澳遇到的台灣學生，普遍較不關心政治，中國學生反而比較敏感；可是在日本恰恰相反，台灣留學生好像很敏感，但中國留學生卻很溫和。

她們對這現象的分析，主導了我對在日中國人的認知，至今我仍深以為然。她們認為中國境內傳播的仇日教育是一道門檻，選擇赴日的中國人已經克服、或者根本不太在乎那一套「國仇家恨」，不信任教科書上產製的世界觀。所以雖然人數不少，但談及政治議題時，發言的力道往往不如台灣留學生強悍。

與之相對的，能到北美、西歐、紐澳等英語世界留學的中國學生，多數都比赴日留學生有更好的家庭經濟，很可能雙親就具有體制內的位置，或者受益於當前中國體制而家底殷實，因此傾向於「擁護現況」也不足為奇。

確實，我在留日學生群體裡遭遇的小粉紅並不多，相反的，大多數更接近「反賊」，在「潤」一詞蔚為流行前便以身潤之。相對於中國廣大的基層民眾而言，留學生還是比較有機會接觸不同的資訊、長出反思的餘裕。只是礙於網路言論紅線，他們像游弋於深海的動物，不能隨便露出水面，也很難發現彼此。

換言之，能夠和世界「正常互動」的中國青年一直都存在，只不過是黑數，連他們自己在國內也很難和同學朋友就政治立場推心置腹，直到某些爭議才看清「原來他跟我同路」或「原來他也是粉紅」。

　台灣人自帶「防護罩」

這也是為什麼發生於2022年11月的白紙運動如此振奮人心。在中國科技極權之下，早已四分五裂成一盤散沙的民間社會，居然自發集結，突破線上關鍵詞審查的壁壘，突破「舉報」等相互監視而致人際信任匱乏的壁壘，現身在街頭。並且，不是攔轎申冤、雙膝下跪、求青天老爺作主的中國特色「民求官」，而是扎扎實實喊出了：「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的政治訴求。

我在日本最要好的朋友，來自四川的Ｙ女士表示，這讓她對中國密不透風的絕望透進了一絲光。

像是印證了前面的分析，我在日本遇見的中國人大多溫柔，且對台灣充滿好奇，甚至比海外台灣人更熱情。畢竟台灣是他們「最難抵達的海岸」──多年前第一屆陸生蔡博藝曾在書裡這樣寫。

許多「祖國同胞」比我更關心台灣的政黨政治，例如最近持續傳line問我對藍白又合又分作何感想的，是一個北京男生。他曾跑去日本自衛隊招募展「投誠」：「如果可以我也想加入，一起解放中國。」他三不五時會傳維尼梗圖給我，問候以：「最近是否團結在以蔡英文總統為核心的領導班子周圍，聽從民進黨中央指示，學習蔡英文思想呢？我之前感染了中共病毒……」笑得我東倒西歪。

我在日本說話常常「祖國」東、「祖國」西，有位一起修石川禎浩老師的中共黨史的杭州同學，在我們走去買午餐的路上終於忍不住：「你為什麼要這樣陰陽怪氣？」我才坦承我的套路。在日本常常遇到中國人，但不知對方立場為何，是敵是友：「因為不想吵架，所以一律稱呼為祖國同胞或祖國人民群眾。」潤出來的反賊們聽懂我字正腔圓下的陰陽怪氣，心向祖國的粉紅們則以為遇到台胞知己。但後者極少。

如果被問起有沒有微（發音：vei1）信，我說不敢用，「怕被主席看到聊天內容……」（此時宜壓低聲量）有人真的回我：「會的會的，真的能看到。我有個朋友啊聊到政治，馬上就……」當場收穫一則親身經驗。

出身馬祖、現正負笈東京的學妹說：「討人厭的中國人基本上不會想接近『湾湾』。」台灣人的身分自帶filter（編按：濾鏡），非常方便。

四川Ｙ女士談起為何與我一見如故，「因為肯聽中國人說話的台灣人很少。」我恍然大悟。因為對他們的了解多半經過網路、媒體的中介，我在他們「最難抵達的海岸」遭遇並深聊過的中國同輩青年──主要是當時的陸生──不超過三人，所以一直對他們充滿好奇。說不定在日中國人社群也這樣說台灣人：「討人厭的台灣人基本上不會想接近『４２６』。」

　我們的故鄉＝國家？

確實，我在京都認識了一些台灣赴日的菁英，和我磨刀霍霍的好奇截然相反，他們大抵有個「不太想特別接觸中國人」的氣氛。

可是我和四川Ｙ女士第一次晚餐就相談甚歡。為了避免尷尬，我一碰面就策略性抱怨：「京都也太清心寡慾了吧？昨天我半夜想自己去喝酒結果大失敗，只有兩個酗菸的阿伯，我就跑走了，還差點沒車搭回來，好可怕。誰要在這邊每天看寺廟啊？」

她咯咯笑不停：「那你可能要去東京。這裡比較適合禪修。」

她大學專攻政治學，在京大師從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教授。她希望習主席趕緊往生。「雖然這種妥協不可取，但我已經妥協到『只要不是他，其他人都好』的地步了。」她說她是「精台」，來自中國用語──「精日」，精神日本人，通常用來批評一股腦讚揚日本的中國人──所以認識我好興奮，可以跟我用徐熙娣表情包互炸，還說要一起到她家看《康熙來了》。我說徐氏姐妹在台灣風評複雜，有些人指摘她們貶低台灣文化。

「你知道在台灣大致有兩種史觀，而你們祖國精台者大多只取一瓢飲嗎？」她連華（中華民國）和台（台灣本土）的神仙打架都懂，這是我在碩士論文專闢一段處理的題目，表示她不只是流行文化上的親台，而是在知識、精神上亦近乎知台。雖然她了解台灣的田野地是推特，上面充滿激憤的民族主義語言。

她住過12年的老家因為蓋水庫被淹掉，後來6年搬遷到一個嶄新的小縣城裡，但她對那毫無感情。她記得小時候大人們難得聚在一起，抗議水庫興建補償款的問題。雖然最後仍遭鎮壓而失敗，但在那一刻，她的故鄉才油然誕生。「為什麼要愛國？我只能愛一個小地方。」我跟她說那也是我在祖母的故鄉馬祖生活過的感受，眼耳鼻舌身意置身在具體的一處，海浪、風聲、夕陽、山花、石頭屋……和抽象的「國家」大相逕庭。

很久以後，我整理出我們為什麼成為好朋友的另一個原因：她沒有這麼愛中國，我沒有這麼愛台灣。

　傾聽相通的悲喜

那麼，在日本有沒有遇到粉紅？一天下課後，我和同班兩位同學一起吃晚餐。泰國男生我認識，但擅自跟來的另一位日語流利，難以確定其國籍，直到他拿好飯菜坐定，向我（以日語）發難：「……台灣人被媒體洗腦（華語補充：「三民自」），所以對大陸充滿誤會，以為我們沒有民主。像我就投過票。」我對他的政治狂熱一臉淡漠，他以食指日式地指向我：「台灣不是民主主義嗎？怎麼這樣無關心？（日語，指不感興趣）」泰國男生緩頰：「就是民主主義國家才無關心，日本也是這樣。」

泰國男生提及泰皇，說中國也有幾千年的帝制。我接話：「中國現在也有啊。」他馬上不爽：「你看，你們台灣人都看三民自。」

泰國男生轉換話題，表示台灣是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地方，泰國可望成為第二個。他又有意見了：「婚姻，嘛……男性女性是可以，但是兩個男的……如果可以的話，為什麼一夫多妻不行？不是同一個邏輯嗎？」和他同為法學部的泰國男生出言反駁：不對喔，不一樣喔。

大概看我表情高深莫測，他問我結婚了沒。等等我看起來像已婚人士嗎？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我綻放燦笑，用破日語信口胡謅：「嗯，結婚了喔，我有老公喔。」他才慌張解釋：很抱歉，我對同性戀沒有歧視……

逃出飯局後我馬上跟四川Ｙ女士提起她的同胞是多麼滔滔不絕、擲地有聲，她傳來的風涼話幾乎可以聽見她的笑聲：「如今你算是見證祖國的風采了吧。」

但這應該是在日本一年，唯一一起讓我印象深刻的短兵相接了。其他時候，我都為這群非常年輕就離鄉背井的「祖國同胞」之聰慧、勤懇，卻無可奈何於必須逃離他們無望的社會、政治環境而惋惜。他們的悲喜跟你我的相通，他們的instagram限動也充滿青年在異國生活的掙扎和思索。

隔著網路，其實觸及不到「相對正常」的中國同齡人。正如前述，即使是他們自己，也很難估算粉紅占人群的比例，可能不多，可能非常多。雖然人微言輕，甚至要物理翻牆，但好奇台灣、嚮往台灣、甚至理解台灣之輩依然存在。反而是我在滅火，勸說毋庸太美化台灣了。

如果可以，人要一個一個具體的認識，跟他們玩，聽他們說故事。

這是在日本遇到的「祖國」人們教我的事。

（刊於2024年1月轉角國際：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7703596）

不懂莊董

 

我可能會用這則陌生訊息開場。

台灣人說馬祖跟它不同國。在意見相左的時候，有些人挖出我的馬祖背景，以強調我的不忠誠其來有自。

馬祖這側亦不遑多讓，有鄉親特別熱心，來訊提醒我的沒有資格。

明明「既是也是」，但往往淪為「既不是也不是」。

在夾縫裡看得更多，這個大家已經聽膩了。邊緣是人滿為患的位置。

其實斑駁也是。我本雜種，我說在座的各位都是雜種。在這片海域的幾個蕞爾小島上，又有誰是純血王子？

往上追溯，血緣裡很難不躲著幾個日本人、清國人、荷蘭人、平埔族。

我屢屢自稱的「中華民國台灣之子」也不是什麼殊相，人類向來喜歡以「種孩子」來標記到此一遊。

很好笑，我大學寫一份報告，說各族群間有「雜交」現象，但怎麼寫怎麼礙虐，有點害羞。

一查才發現「雜交」用在豌豆身上，人類要用「通婚」⋯⋯這個委婉過頭，難怪我記不起來。

然而，正如我在書中引用黃錦樹的段落：

「亡者的贈禮同時也是生者給逝者的愛的贈禮。若無力或無心建構就沒有遺產可供繼承，只剩下無端受之於父母，易朽的身體髮膚。」

我認為，你是什麼人，並不是與生俱來的東西。它需要經過一番奮鬥。

這位來訊的鄉親滿足於她不假思索的「馬祖人」身分，把自己躺進一格叫馬祖的棺木就心安理得地一動也不動，只需質疑別人的「馬祖性」，就比較馬祖嗎？

馬祖的奧祕就會喜從天降，自動灑進她懷裡嗎？

但是講奮鬥也未免有英雄主義的悲憤。我們的時代不缺悲憤。我只是覺得好玩。

成為馬祖人的航程很好玩。

而且愈駛離外婆愈近。今天收到掐米的馬祖話漫畫《貓囝趁錢》，畫面一轉在1935年的白犬島——我問我妹劉金生了沒，她說生了。

我回頭查，那年劉金2歲。

島還沒成為國家的前線，還是她自己，「如胎兒倒懸於羊水之中。」

「林瑋嬪事件」

姐姐正在蘭嶼向鄉親描述「林瑋嬪事件」。

昨天看到苗博雅對支持者說：「姐，你聽我說，你很重要，因為我需要你去幫我向大家解釋，不然我一個人一張嘴兩條腿，怎麼敵得過羅智強鋪天蓋地的抹黑？」

一傳十十傳百就是卑微弱者反抗的方式。不然我們這些「地方上」「田野裡」的人，怎麼敵得過國際學術象徵資本的輾壓？

怎麼用英文去跟人家仙拚仙，在不斷成長的論文引用數裡，汗流浹背、口舌成瘡的解釋：「我不是那樣子的、我不是那樣子的…」

「賭，宛如馬祖人的天性。過去他們跟天賭，在戰地政務時期，則是跟國家賭，「政府禁賭。但越是這樣，他們就越要賭。」林瑋嬪描述這種「全民運動」是不分男女的熱烈：麻將桌從來也不收起來，午休吃飯時賭，民防訓練時賭，演習的時候也在賭。而到了後戰地時期的現在，馬祖人還是賭，賭的是未來，賭的是機會。」

怎麼去跟這種中研院用60萬元背書的扯謊國家隊、自由聯想國家隊（看看那個被撐到變形鬆弛的「賭」的含意）抗衡？

這就像是跑進蘭嶼，先羅織達悟文化和酒的正面勾連，然後再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謳歌「酗酒之美」：「酗酒，宛如達悟人的天性。」

現代化的風暴存而不論、族群受創的血流成河存而不論，人類學家啟動廉價的諂媚神掌，小仙女下凡就把這些病痛三言兩語點石成金。

這種不藥而癒的魔法原來就是現代學術的奧義。

容我再次引用日本人類學家宮本常一（之前誤植成安溪遊地，安溪老師是宮本老師的弟子）的話：

「調查並不是為了獻媚討好，因此對調查地提出正確的批評是必要的。而當地人如果因而感到憤怒，也是在所難免。然而，與此相較，更多的情況反而是當地人擔心事實被扭曲。」

「調查往往不會為當地帶來好處，反而會逐漸增強中央的權力。而且利用當地居民的良善對他們進行掠奪者，意外地多。」

《軌道：福知山線出軌事故，改變JR西日本的奮鬥》及living hell

我讀完《軌道：福知山線出軌事故，改變JR西日本的奮鬥》，很簡單的想法就是，鐵道運輸花這麼多人力、這麼多精神在克服安全風險，「鐵道安全史就是鐵道事故史。」

雖然把很多人（乘客）的性命操縱在一個人（駕駛）手上，好像很危險；但其實背後是一整個精益求精的安全系統。

當然，他們也會犯錯，也有嚴重的事故，甚至因為抓戰犯等組織文化，會有滅證、掩蓋的黑暗。

可是我們再來想想與它相對的私家車部門。

私家車是放任上千、上萬個別駕駛到道路上去玩風險遊戲。每天流動於道路上數量龐大的駕駛裡，只要有「一個人」恍惚了一秒，或精神不濟，就是一場事故。

何況台灣是用什麼標準在放行駕駛，這個大家每天在開車騎車，比我更懂。

鐵道運輸的駕駛要經過嚴格的訓練才能上路，還有各種設施裝備等硬體的、人員文化等軟體的「防呆措施」以避免犯錯後的嚴重後果。

人是一定會犯錯的。日系的《軌道》與美系的《並非意外》都把這件事當前提。問題在於：如何用各種舉措降低必然的錯誤，以及盡量讓犯錯後的後果不那麼嚴重。

可是台灣交通無不對這一切原則和人類慘重傷亡累積出的教訓，背道而馳。

因為日本交通權學會的邀請，我要供稿一篇談「台灣交通權的發展」。目標受眾是日本人，我刻意引用一些日本著作，如最近正在著手翻譯的《私家車亡國論》和其子弟的《交通權的思想》，也提及司馬遼太郎30年前造訪台灣的批評：「台灣是車輛優先。」並且用日本人很愛的一個詞，叫「自己責任」。

日本媽媽從小就教孩子不要給人添麻煩。一部分也使日本社會總有股壓抑與冷漠，比如不太愛讓座，就有人歸因於他們認為你手腳不利索或者當了孕婦，都是你自己的問題或個人的決定，該負「自己責任」，沒有人有義務對你差別待遇。

我說，台灣交通就是一個公部門全面退守，既不提供其他種移動方式（連步行都予以剝奪），也僅以最低標準進行駕照監管與違規執法的領域。

易言之，移動是台灣人民的「自己責任」，因而頻繁且慘重的事故亦復如此。

車禍好像是你活該，但其實是政府把台灣人拋荒在大眾運輸缺乏、你只能仰賴自駕私家車的「交通沙漠」下的必然結果。

這真的是把台灣人當芻狗。我每每想到，或者像現在出門「體驗」台灣街景，感受被漫溢出來的車輛圍堵到毫無立錐之地、硬生生截去雙足（「足を切り捨て」），就會忍不住痛苦：這是什麼活生生的地獄。

獻給圓滾滾的戰地婦女

編輯請我在書本開門的這一張照片底下加一句話。我想標明拍照年份，但照片上沒有。

我懷疑是1994 - 1995，我妹後來比對其他照片，認為是1994年。

基本上回馬祖一定是夏天，照片上的服裝也是如此。但1995年7月21日，中共解放軍就開始發飛彈，釀成隔年的台海危機。除非在那之前毫無預兆，不然家母不可能逆著台海的波詭雲譎，回到才剛從戰地脫出的戰地島嶼。

1992年11月金馬解嚴後，並沒有馬上開放觀光。1993年初金門開放，1994年初才輪到馬祖。我推測，戶口早就遷移來台的家母得知這消息，應該是非常興奮，急著在當年夏天把外婆帶回去。

其中一個原因或許是1990年，沒有來得及趕上故鄉再度開放，外公撒手人寰於台灣島。

綜上，這非常有可能是1970年代全家來台後，劉金第一次回到她闊別已久的故鄉。

看那個紅白塑膠袋，可能是在挑菜，或挑剛剛到海岸（小心雷區）討沰回來的螺貝。

準備食晝（sièh tǎu），或食暝（sieh màng），吃一頓經典的海島午餐或晚餐。

至此，時代的大歷史和劉金的小歷史重合在一起。

加的那一段話是：

「獻給圓滾滾的戰地婦女，外婆曹劉金（一九三三－二〇二二）。一九九四年馬祖開放觀光，劉金攝於她久違的故鄉西犬島田澳村，老家旁，鄰居門前。」

跟命運對賭的馬祖人？看《島嶼幻想曲》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本書英文版出版時，我就當面致謝過：將島嶼抬高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金門有宋怡明（Michael Szonyi），馬祖有林瑋嬪（編按：《島嶼幻想曲》作者在本文刊登後，針對本文提出回應）。

我特別喜歡林瑋嬪在書中不斷還原馬祖人的諺語，那是我常常聽外婆妙語如珠，卻苦無能力精確標註的常民智慧。此外，我也很滿足於馬祖生活的細節，例如捕黃魚的作法，甚至有可愛簡單的圖像示意，並援引俗諺「東引黃瓜乞嘴害」，台灣讀者一時想必丈二金剛，但若了解東引是黃魚重鎮、黃魚在馬祖被稱「黃瓜」、黃魚群密集時會發出叫聲的馬祖人或本書讀者，自可登堂入室那個已經被時間風暴襲捲殆盡的漁業世界。

　

　島嶼生命記憶在人類學家筆下現蹤

海上有男人當戰場，岸邊則可看見市場販魚的女老闆們如何「善用時間」，利用擲骰子節奏快、一翻兩瞪眼的特性，手起刀落，速賭一場。既可繼續生意，又不耽誤家務與母職。

她們擲起骰子來，肢體語言非常多。特別是莊家分數低，有機會可以贏的時刻。她們會先對著骰子喃喃自語，或是放在臉頰上，邊搓邊說：「猴子洗臉有錢賺。」然後吹氣、放在胸口上揉。等到要擲了，就會激動叫著：「四五六！四五六！」（…）莊家此時相對會喊：「一二三！一二三！」

我家外婆劉金躍然紙上。確實我沒有想過，外婆是怎麼在貧乏的戰地裡學會並熱衷「抾骰」（keo dau，擲骰子），每年過年我們祖孫桌上廝殺，你來我往個五元十元也其樂無窮。這樣的段落讓人會心一笑，人類學家的素描，顯影了我心心念念的人。島嶼被細節「包圍」而現形，栩栩如生，輪廓盡現，我為此感到震動。

對我而言，這是知識長出血肉的魔術時刻。外婆的肉身已經躺進她的墓地；書裡那些大嗓門、把兒孫一個個喊回來吃飯的戰地婦女，漸漸在台灣或在馬祖，退化成髮蒼蒼眼茫茫、走都走不動的老太太。身為不能抗拒生物時鐘的渺小人類，如何挽救馬祖正在迅速凋零的記憶？我們無法讓承載記憶的耆老永生，則有什麼讓馬祖「代代相傳」？勢必只能是知識，文化的共相，讓長輩在這種「共振」裡魂兮歸來。

也因本書的啟發，讓我將陳天順、夏淑華夫妻在「馬祖資訊網」上連載創作的《雷盟弟的戰地童年》列為論文的分析文本之一。陳天順和馬祖糾結不休、欲拒還迎的關係，象徵了我父母舅姨那一代人的生命歷程。

林瑋嬪說：「每回遇到陳天順，聽完他的更新都會讓我想著，如果一個國家一再選擇遺忘那些曾經為它犧牲的人民，如何讓人願意挺身而出，為它的存在而戰？」更是重擊靈魂的質問。這是無論哪種意識形態在海峽另一側如走馬燈更迭，馬祖人始終感到受國家辜負、被國家無視的憤恨。

　馬祖人靠「賭」來「對付」國家？

不過，馬祖人怎麼「對付」國家？林瑋嬪全書一再重申的詮釋：「賭」，卻頗具精神勝利色彩。林瑋嬪認為，馬祖人由於「漁民性格」，過去和海洋對賭，戰地政務降臨後，即使軍事統治當局祭出重罰，還是撲滅不了馬祖人鍥而不捨的堅強賭性。

林瑋嬪對賭博的關注和詮釋，有其學科傳統的奧援，人類學家們泰半對賭博有相當正面的詮釋：抒發苦悶、嘲諷與戲謔國家。林瑋嬪沿此觀察，為馬祖（多半是男）人蓋上了「反抗分子」的英雄認證。

不過她同樣寫道，明明可以大發利市的黃魚季，卻可能因聚賭而傾家蕩產。當她問到爸爸為何沒有收入仍然要賭？「賭二代」回答：「打魚人，怎能不去。」理直氣壯的回應，被人類學家「同情理解」成「應該是指打魚與賭博的過程才是漁人本色的展現吧。」

也有現代一點的例子：莉青為了穩定，選擇不嫁台灣軍人，而嫁給後來成為公務員的馬祖同鄉人，但「在一切漸入佳境時，她先生卻開始賭博，接著有外遇。」按林瑋嬪的詮釋，那不是應該自豪嗎？冒險犯難的海人本色在公務員的陸地上復甦。

又，我們可以反問，倘若冒險犯難、悲壯的「與命運對賭」當真是馬祖特色，則何故馬祖變成了公教之島？難道不該是遍布全球的商業鉅子發跡之鄉嗎？這個「漁業＝好賭＝好冒險＝正面特質」的連結，似乎在解釋現象時不那麼「合身」，作者需要滿地找特定的證據來自洽這串詮釋鍊。

書末，林瑋嬪提及「殘酷的樂觀」（cruel optimism），說明執著阻礙了成長，反而帶來有害狀況的堅持，比如「美國夢」。但，信奉發展主義、寄望賭場（而不是政府）帶來基礎設施，等種種受苦於歷史副作用和地緣困境——套一句朋友的話：「（差點）把馬祖梭哈掉」的馬祖人——竟然比美國夢更高明、更不是「殘酷的樂觀」嗎？在波詭雲譎的兩岸、東亞、世界的多重牌桌上，馬祖怎麼確定自己是賭徒，不是籌碼呢？

2021年11月有一場作者林瑋嬪和宋怡明等多位學者參加的線上發表會，據馬祖朋友摘要，宋怡明曾提問：「馬祖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一直獲得不菲的紅利，但那些紅利，因為內外在的消耗並沒有真的導向什麼成功的計畫……」直指馬祖的結構性限制，呈現和林瑋嬪筆下流淌奶與蜜的島嶼截然不同的景觀。

　島民的自由解放外，被忽視的陰暗面

和宋怡明一樣，林瑋嬪也關注女性。那麼馬祖女性又如何面對所在多有的好賭老公？明明黃魚季能帶給家裡大量財富，卻在賭桌上轉眼成空，既要相夫教子又要養家活口的馬祖女人，除了罵自家男人（罵了什麼呢？賭博在她們的詮釋裡，也跟林瑋嬪一樣正面嗎？），是不是還必須更努力工作、賺取軍需收入，來填補被讚譽成「戲謔國家」的家計短缺？

在夫妻各有勞動之餘，又是誰負責家務呢？這份家戶內的「第二輪」工作由誰承擔？書中就寫到擔任馬祖縣議員25年的李金梅在從政期間，「每天都是下午五點一到就回家煮飯。」缺席的男性被存而不論了。作者也觀察到馬祖從前的重男輕女，這個古老慣習有可能兩三代人就煙消雲散嗎？或者對女性的壓抑、貶低，有可能貫穿代間，依然在後戰地時代隱隱作祟？

時至今日，仍然可以仔細看看馬祖每年隆重的元宵祭典「擺暝」，在灶前（廚房）忙進忙出，端出大魚大肉的，是男人還是女人？而站在門前高談闊論、接待賓客、舉香拍照時站C位的，又多半是誰呢？我因此從小非常尊敬馬祖女性，以及嫁給馬祖男人的所有女性。男人「冒險犯難」的賭博，在職場、公領域經營他們偉大的公共理想，女人則可能需要支撐起因賭失能，或另一半缺席而「喪偶式育兒」的家。

讚嘆島民的進步與解放，卻相形忽略巨大的陰影面；只點到為止，沒有探進箇中三昧，是較為可惜之處。類似的，還有從馬資網的例子裡能管窺的馬祖人際網絡與世代關係。

「馬資網」解放戰地箝制，讓鄉親實踐言論自由、參與地方事務，進而克服破碎的列島地理，形成一個跨島際、跨中國與台灣兩岸的「線上社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也許是著重的時代限制（2000年代至2010年代前期），作者沒有接著探討，隨著臉書等社群媒體成熟，島嶼年輕使用者除了轉移陣地，也偶爾出現反彈，不乏「只剩老人在上面吵架」的評語。

年輕人的離開，固然有媒介本身迭代的特性，但或許還能更抽絲剝繭：馬祖的地方關係緊密，即使是理應能「匿名」的線上世界，也未必抓不出你是何方神聖。其實書裡也有寫到這個境地，但被人類學家歸納為「於網路上流露的公共親密性更進一步肯認並形塑了馬祖的地方認同」。

對敢於放言的質疑者或吹哨者，從線上「算帳」到線下時有所聞，如果是年輕人，更有可能動員家族力量，如電洽、茶敘家長，敦請其對兒女「略加管束」。畢竟在島上，誰沒有幾個在公部門工作的親戚朋友呢？誰都怕「害別人被找麻煩」的古老連坐法。這樣的現實，有沒有可能是看似大開大闔的「言論自由」的軟肋？

　用書寫為島上微不足道的掙扎留下印記

友人曾經發表論文，指稱某原住民作家的「不標準中文」呈現了「來自國家的規範語文」造成的傷痕累累，評論者卻質疑為什麼說他是「逃逸」？「難道不能說他是『面對』、是『刻意的策略、選擇的驕傲』？」

哇，這一切也太容易了，如果統統能被殿堂裡的研究者一語翻轉，那又何需認真看待不義與困境？說到限制，就反射的說能動性；就算失敗，嘗試也終有意義。結局直接套用童話模板：從此他們過著（時有挑戰、卻終能克服的）幸福的日子……

讀本書，我總感覺馬祖是一座蓬萊仙山，一串桃花源島，洋溢著粉紅色的空氣。但奇哉怪也，為何周圍與我同齡的馬祖青年們共識基本皆是：「要定期去台灣『換氣』」？是的，馬祖很美，也有很多值得銘記的人物，但它也有缺陷、有各種光怪陸離的歪斜，獨沽一味會看不見列島「缺氧」的處境。

最難的研究倫理（與技術）問題或許就是，一個「外來者」能夠對地方「批判」到幾分。你妄下議論，固然容易失之偏頗；但通篇希望無窮，美肌濾鏡全開，比起批評，鼓舞當然更沒負擔。怕開罪地方不足論，更嚴重的可能顯露研究者習焉不察的「異域化」視角，比如一個觀光客來台灣看汽機車停滿騎樓人行道，也可舌燦蓮花說真是充滿南島風情，但評論的實質意義難免被削弱許多。

不過，批評是後來者的特權，先有了本書豐富的材料，後來者才能沿著材料觸發回饋。2021年12月的台大場分享會，我也厚著臉皮壯大膽子舉手提問，瑋嬪教授的回應讓我至今沉吟。

我覺得（這本書）很悲傷啊。楊綏生也去海邊作船，曹以雄也去開刺鳥，說穿了他們就是一個個loser（編按：魯蛇，指人生不順遂者）不是嗎？但他們依然在insist（編按：堅持）什麼東西。我只是更想看到，在嚴重的「五同」綑縛的環境下，年輕人依然有潛力。

這些在天涯海角、微不足道的掙扎，林瑋嬪替他們留下了雪泥鴻爪。

（刊於2023年3月27日鳴人堂：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2307/7058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