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香粉，重讀1999年的〈虛構一九八七〉（舊稱〈虛構與紀實〉）依然提神醒腦：
「坦白說，社團裡的求知與談話使我感到做作，我想，我們彼此炫耀知識，唯恐暴露自己所知仍然停留在解嚴之前，唯恐同伴譏諷自己心靈不夠勇敢，這樣的急切，才真正透露禁忌在我們心靈埋下何等的陰影吧。」
這篇作品裡，往後纏繞賴香吟的所有母題都已乍現：文學－歷史－政治，甚至死亡。
這二十年來她非常篤定，跟她筆下的敘事者一樣－－她們同一年進大學，也許可以揣測香吟自傳的成分－－不受文學前輩鄭老師的干擾，也不理知識學長對她寫小說的輕蔑。
她堅定不移，就算鄭老師嘲笑她小說的結尾做作：「你們年輕人常常動不動就喜歡搞自殺。」
學長則說：「好像喜歡文學的人總是過於潔癖或理想。」
因為她蹺社團。要是今日之我替敘事者翻譯出壓抑的心事，不過就是：你們招展知識的炫麗毛皮一邊刷存，一邊想遮掩人格和組織的藏汙納垢罷了。
外面，國族的君父倒塌了（那年1987）；裡面，她頭也不回地離棄這些把地位和話語當陽具在亂督亂刺、頤指氣使的噁男。
搞自殺的文學最後出現什麼？2012年卸除藤壺的《其後》，其後是「翻越台灣文學黑色山脈」（劉亦，2016）2016年的《文青之死》：人皆有死，各種意義上的死，但也是死亡才把日常擠兌出意義。那是倖存者才能代言的，生的奧義。
過於潔癖或理想的文學少女，最後以寫作成就出什麼？2019年的《天亮之前的戀愛》，把日本時代的寫作前輩，一一從歷史的下游打撈回來。這既是國族工程最細膩的手藝，也是還原前輩的叛逆血肉：早在百年前就用文學，對殖民者小巧挪移，放聲吶喊。
她的出現是一脈相承。
文學即政治。
二十世紀末，人家還在間關花語，追憶天比較藍，她就看穿不是只有那些賣弄、喧嘩才是政治。路本來就可以不同，誰也別貶低誰。
我欣賞這份溫柔的堅毅。磨劍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