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3日 星期二

西山夘三何人?京都市電何物?


(京都市電。來源:這裡


為了寫《私家車亡國論》(1968)的出版企劃,我的翻譯夥伴延釗學弟把作者湯川利和的生平找了出來,寫成短文。

這很不容易,因為我在網路上連湯川老師的一張照片都找不到。

1934年生於戰前日本大阪、逝世於1998年的湯川利和,一定想不到他1960年代的著作會時隔半世紀以上,飄洋過海來台灣開花結果。

有什麼辦法?台灣這種極端的私家車主義、道路無政府主義,是最適宜移植日式車輛批判的土壤。最貧瘠以致沙漠化的那種。

我這個譬喻「交通沙漠」是有所本的。湯川老師正是用沙漠來描述「私家用車氾濫,公共運輸崩潰,以致地域上的人們除了私家車之外別無其他移動選擇」的荒蕪地帶。

必須注意的是,並不是有車開🚗、有車騎🛵就很滋潤,就叫綠洲;而是你是否「只能」開車騎車來移動。若是,那你就是沙漠住民。

台灣可說除了極少數的地域之外,是全島「沙漠化」。

黃沙瀰漫,天昏地暗。

已在日本取得教職的學長表示:日本已不太有現役教員在研究1970年代「交通戰爭」的歷史了。

實在太久遠了。那對他們已經是過去式;但對我們仍是日復一日的現在進行式。

我知道京都曾有路面電車馳騁🚋,其歷史可以追溯到近代化伊始的明治時代。但等我到京都時,全線早已廢止(1978),軌道灰飛煙滅於歷史。

剛剛在讀京都市電的維基條目,發現廢止前後有一個「京都市電守護會」,會長是京大教授西山夘三(1911-1994)。

西山夘三何人?延釗前兩天對湯川利和的介紹:「(湯川利和)在京都大學師從以『食寢分離論』研究、設計庶民住宅而知名的西三卯山⋯⋯」

原來是老師的老師,祖師爺爺吧。硬要攀親帶故的話,還都是我京大的資深先輩。

有時感覺跟古人,甚至外國的古人距離並不遠。因價值觀相近,感覺一衣帶水,甚至一脈相承。

住在車輛熱衷霸凌行人、注重方便更勝安全、法不責眾就就地合法的台灣,反而常常讓我空虛寂寞,覺得跟身邊的台灣同胞差異甚大,距離甚遠,不可以光年計。

2024年2月8日 星期四

文學和社會學之間的甜蜜點

宏文老師和娟芬都在序裡提到我的社會學背景,反而是我自己忘記這件事了,我以為只是跟大家一樣在做文學研究,沒想到還是露了餡。

或用娟芬的語言:社會學的訓練已經變成指紋,只要碰到什麼,它就有舉證分析的痕跡。當初娟芬這句話是用在答覆愛戴她的讀者,離開性別運動、轉向司法議題後,女性主義何去何從。她說女性主義已經成為她的指紋。

前兩年受薇仲議員邀請,從粉專藏鏡人現身說法,聊台灣的行人路權。她的回饋讓我印象深刻:「這個很左派。」那時我完全沒意會到,連忙確認:很左嗎?

直到有一天又從7-11委屈巴巴的沿著路肩小心翼翼走回家,雙向四車道空空蕩蕩,寬敞非常,才赫然發現那個左其實就是公平:只有開車才有資格在台灣獲得安全與自由(移動),憑什麼呢?

雖然我對社會系的認同一直沒有很高,待過才知道它虛矯在哪。但回想18歲時,我的確就滿了解自己感性氾濫的文青習氣,很直覺的想用社會科學的嚴謹來加以約束,才沒選文學院。雖然也是英文太爛。

最近看到台文學界的友人批評文史哲裡,文學系所可說是學術寫作功夫最爛的,主語謂語殘肢斷臂,很多人是進研究所才開始學寫作。蛤啊,的確一堆人既不創作也不研究,我也不知他們念這書是所為何來。

文學和社會學雖然都在文組,也都有「關注弱勢」的傳統,但其實關注角度大不相同,一個是宏觀、top down,一個是微觀、bottom up(都是相對值啦)的視角。要聆聽第一手喧囂的地獄要去文學裡找,但要節制自溺和濫情,要回到社會學的結構方案。

如果能兩邊折返跑最好了。那既是我當讀者時苦苦追尋的,也是當作者時希望能渾然天成的。兩者之間的甜蜜點,價值千金。

2024年2月7日 星期三

康熙老了

 


徐熙娣很清楚她的粉絲群眾是女生和gay,「直男都討厭我。」

因為在油膩大哥橫行的演藝圈,只有她是這麼囂張的女主持人,機智到那些大哥都被她挖苦過。她是這社會女生和gay的嘴替,替我們吐槽從小到大看那些set好的官腔官調,反擊千篇一律噁心巴拉的「大哥吃小女生豆腐」的橋段。

這時代好像也沒這種嗆辣活潑的女主持了,連她自己都不見了

在康熙的宇宙裡,審美僵化的直男才是少數,要嘛被慈禧太后一姐康永陰陽怪氣,要嘛被混世妖女徐熙娣臭罵:「你要不要臉啊!你也不看看自己長成什麼樣子。」

後來引入陳漢典,就是一個和康熙大相逕庭——一個台語很好的直男,的微弱平衡。這直男是負責被欺負的。

直男製作人B2把他做黑澀會棒棒堂那一套「美胸女王運動大會」之類的東西搬進康熙,明顯格格不入,那既不是主持人的擅場,也不是康熙受眾的偏好。

幸好主持人可以靠「我們什麼時候聊過RE的了?」的亂帶話題能力,超克無聊製作人的無聊主題。

蔡康永說康熙的成功是時代的產物,碰巧遇上中國的網路普及,台灣生葷不計的內容可以被無痛搬運過去。

現在再看10幾年前的內容,猶不過時,有點像發現新穎的思想早在1990年代都被前人熱熱鬧鬧的引進過了,那種時過境遷的遺憾。

幸好10幾年前我已經「在場」了。所以感嘆變成,不知道是時代沒進步,還是我自己固著了。

周杰倫的高音、S.H.E的同框、孫燕姿在變成「新加坡冷門歌手」之前的統治力、梁靜茹金曲歌后的臨門一腳,到小姐不熙娣裡已經只剩老梗的小S。

偶像能陪過自己一程終究是好的。這時代也會有他們自己的媽抖明星、康熙來了。

天時地利都是一期一會,沒了就是沒了。

2024年2月5日 星期一

《疼痛部》:這才是我想像的「回歸故里」


1.

好看。一開始讀我就心悸,四分五裂的南斯拉夫,流亡到新國家荷蘭阿姆斯特丹。其實土地還在,你也回得去,但新政權已經在世界觀裡屠殺了舊生活。

流亡者剩下的只剩語言。她在阿姆斯特丹的大學受聘開一門,已經隨著「前南」消逝而頓失所依的文學課。台下的學生是另一群流亡者,「我們」「這邊的人們」。

語言是背後有軍隊的方言。光這一句,這本書就足以進入神龕。

文學到底怎麼禁絕,我的意思是,即使屏除了關鍵字,但敏銳的讀者如何能不看到(無)關鍵字背後的一大片意識與可能性之海。

厲害的文學作品大約就是這樣,其實不必照一個古典、賣座的連續敘事,卻可以比歷史更擊穿人心。畢竟直接潛入了人的內面。先讀唐詩,才懂月亮。我也是從黃錦樹的作品學馬來西亞的族群歷史。

輕描淡寫但五雷轟頂,疼痛埋伏在日常裡,比如當敘事者說她竟然在故鄉迷路。

就是「拔足再涉,已非前流」的具象,就算你地理上回得去,時間上也回不去,而且時間(歷史)是有一個「軍隊」在後面執行焚燒後路的工作。

這本書才是我想像裡的「回歸故里」。

2.

人類的知識系統裡,似乎只有文學在認真處理或對待「主觀的」「情緒的」「經驗的」東西?

社會學可能也自詡有,但更多還是會回到「宏觀的」「結構的」視野。內建在其學科裡的本質,產生一種必要傾向於「科學」的誘惑。

我一直不覺得情緒、主觀經驗沒有價值,只是看如何在社群中得到應用。總是想躲進科學、「超理性」中,反而是一種武裝,以客觀自居,以便通往朝思暮想的——正確。

在文學裡也可看見生而為人、人類經驗的共相和殊相。中文世界的讀者哪裡有人有「前南」經驗?但我們仍然能「身」刻地懂得關於戰亂、流亡、離散之苦。其實人類古今遭受的苦也無非就是那些事。

但作為個體,苦不會被歷史上曾有而救贖。所有苦都是第一且唯一的。

3.

這本書不只關乎語言,還關乎文學。敘述者是教文學的老師。她的課被學生舉報之後態度丕變,變得公事公辦,但在艱澀的知識裡他們其實仍設橋搭棧,回到身後那祖國早已滅失的一股「精神」或「幽靈」(瑋嬪語)裡。

白先勇的《台北人》就是一群幽靈,在歷史的沉船裡猶在跳狐步舞。

若置於台灣文學的脈絡,就是外省族裔走向的「文化祖國」,鄉愁寄予天上那顆月亮。

而且最後那堂課,就是關於「回歸」。流亡的終結?無法終結?離散或反離散?雞皮疙瘩。裡頭有很多瘋掉的人。文學裡顯影的是被萬千人民群眾疊圖(共相)出來的英雄(殊相)

於是每個人都成為了傳主,只是虛構的。

2024年2月1日 星期四

《島嶼幻想曲》:偽嬪大問題

偽嬪的偽是偽知識的偽。

為什麼我說她關於馬祖的著作有偽知識的嫌疑?所謂知識必須具可證偽性,但在該著作內部,她並沒有公告其田野筆記,受訪人、時、事、地、物等可資檢證的證據,我們如何驗證其「研究」內容的良窳、乃至真偽?

在研究外部,則需要由同儕來進行關於可信度和真實性的評估,甚至挑戰。可見的評論,尤其是來自人類學界,沒有看到什麼挑戰,反而充斥一片歌功頌德、溢美之詞,甚至拿下台灣中研院的獎項與六十萬台幣獎金。不過該獎項的評審委員是誰、評選過程為何、其他參與評選的作品有什麼?目前也看不到。得獎理由只是再(以英文)重述了一次該書的內容和書商式的宣傳之語。

在原文版劍橋出版的編輯處,想必也難有馬祖知識掌握者來對內容進行實質——而不只是「學術外框」的形式審查?沒有相關知識者自然是非戰之罪,詳後文。但準此我仍對所謂「人類學」的知識產製打上大問號。遑論台灣中研院的獎項。如果英文版欠缺、中文版也沒有掌握馬祖知識的編輯把關與學界同儕審查,那麼這本書對真實的探勘與再現幾何?又憑什麼得到讚譽與授獎?

作為應該嚴謹對待所謂研究、甚至知識的場域,竟然如此潦草,令人不可思議。

本來只是想大致講講一些重點,但由於槽點過多,不慎又突破千字。馬祖被該書「代言」,真是相當遺憾。

**

1. 

首先,她筆下的馬祖很像虛構的一個叫Matsu的島,島上的人都很愛gamble。為什麼我這樣說?因為我在2017年後頻繁訪馬,從來沒有看過,無論在市場或者公務機關——從來沒有人在賭博。

當然,我可能看漏了,一定有我鞭長莫及之處,可那不就代表她的田野很有問題?或者至少是很有侷限:她都在哪裡跑?什麼時代、什麼時段在跑?令人驚訝的是,她這本學術大作裡,完完全全沒有提。她聲稱在馬祖待了幾年,8年10年?但想也知道她不可能連續待在島上,那麼究竟待在島上多久、碰到哪些人、去了哪裡?這些事情就決定了研究者的視野,可是這些資訊她完全沒有揭露。所以可能總共她只待了8天、10天,who knows?至少她書裡的馬祖跟我經歷過的馬祖完全不一樣,我想了解原因,卻沒有證據可供檢視,不得其門而入。

2. 

再者,她說因為馬祖從事漁業,跟天搏鬥;所以戰地時代也用賭博跟軍政府搏鬥。推論怪異非常。從漁業到好賭,這個邏輯已經充滿想當然耳。同時,是只有漁民在賭嗎?台灣農村賭不賭?做工的賭不賭?上班的賭不賭?那你用好賭、愛賭、嗜賭來解釋馬祖,它的特殊性在哪呢?

換句話說,一它真實嗎?二即使假設它是真實的,它有特殊性嗎?

3. 

讀她這部作品,完全可以看出被她採訪的人在偷偷訕笑她。我從小長大身邊就是一堆這種馬祖老頭,好吃懶作,卻油嘴滑舌,每個人都理由伯,真的吵不過他。只要他們信口胡謅:「因為馬祖都漁民嘛,跟天賭跟海賭,所以我們當然愛賭啦~」瑋嬪就低頭猛作筆記。這些依伯一定很爽,想說「什麼台大的什麼劍橋的?這些屁話也信?」

為什麼我這樣說,第一個當然是我見識太多馬祖性別分工不均,以及依伯們瞎扯的這種鬼話連篇。第二個仍然是林瑋嬪對一切訪談資訊的隱蔽。我和馬祖夥伴都懷疑,她是不是偏頗的採擷了某個年齡層的男性?如果是,他們就代表了馬祖嗎?也不是不行,但憑什麼可以、你為何認為他們可以,有賴詳細的解釋。但全書既無揭露受訪者社會輪廓,也無相關解釋。

如果不是,那她筆下這麼支持「建制」與建設、支持發展主義的資料及論斷是從哪裡來的呢?祈夢嗎?

4. 

林瑋嬪還談「想像」、「以小搏大」,然而,到底哪一個人類社會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做出決策的時候,不是在「想像」未來,不是在拿現在的資源跟未來博弈?這一點都不特別啊,她只是生搬硬套一個「賭」上來而已。

我承認,她的每一個單篇論文,比如說藉由兩岸進香團把馬祖「再中心化」,這個結論就很好、很具體。但當她把過去發表過的這些單篇論文想集結成書時,就不得不為此設計能夠統攝這全部鬆散零件的上位概念,此時被她天馬行空出來的「賭」「想像」云云的過於寬大、不合身、低解釋力的毛病就出痧了。

你說「想像」,自然不可能全馬祖都這樣想像,都要「再中心化」、甚至都「贊成賭場」(各個層次的「賭」的概念都被混淆了),問題就變成:到底是「誰」在想像?該不會剛剛好都是離體制很接近的中年男性吧?

5. 

說到這個,林瑋嬪還完全對反對意見置若罔聞。中年馬祖男性有沒有反對賭場的?有沒有反對被用「賭」代言的?有,甚至直接在馬祖場的新書發表會提問,但林瑋嬪相應不理,已讀不回。這有沒有研究倫理的問題?是不是先射箭後畫靶?先選好你要的立場再去搜刮材料?

更大一點的研究倫理問題:為什麼先用英文發行?西方世界有人懂馬祖嗎,有能替馬祖知識做具體審查的人嗎?馬祖人被迫要英文這麼好,去讀懂你的劍橋出版學術著作,然後用英文去反駁你嗎?我以為人類學裡,研究者和田野的權力落差是第一課,人類學知識生成之初,不需要讓田野社群檢驗嗎?

就更不用說整個人類學界對這種粗疏草率的「研究」置若罔聞。不出言指正也罷了,畢竟懂馬祖的研究者又有幾何?但歌功頌德就大可不必了吧。遑論台灣中央研究院疑似以民脂民膏私相授受——評選原因竟只是把書的內容重述一次而已。

我們學界外的老百姓不僅沒有資格參與這個獎項的競逐(因為資格限定在學界有正式的教職或研究職),也不知道評選的人是誰、不知道評選過程如何、不知道有多少書參與角逐。這件事讓我對應該要對內容控管最嚴格、聲稱自己在產製所謂「知識」的學術界開了眼界。

6. 

綜上,我始終認為真正以小搏大的好賭之徒不是別人,正是瑋嬪自己。她可以用堪稱偽知識的錯漏內容得到劍橋出版社發行,再出口轉內銷,最後還換到中研院的獎金。這根本是拉霸遊戲吧。

我們來複習一次她的邏輯鍊條:漁業=跟天和海賭博→所以馬祖人好賭→軍政府會取締賭博,馬祖人會閃會裝,這件事也=賭博→賭場公司澎金馬都去試水溫,連江縣長說好好好棒棒棒,馬祖人心想天哪會有新的機場每人又每個月發幾萬,來來來蓋賭場=馬祖人又好賭→進香團的「再中心化」也是賭、相信財團要蓋機場也是賭……

有沒有覺得每個概念的層次都很模糊,好像只要叫賭都可以混為一談。有時候賭是文化,有時候賭是行為,有時候賭是公投項目,有時候賭又是政治決策。反正只要有未知、有風險,對她來說都可以串在一起。然後每個因果推論也很鬆散,充滿掉鍊之處。

7. 

日本人類學家宮本常一曾痛心疾首描述過「田野地受害」的情貌。他說:「調查並不是為了獻媚討好,因此對調查地提出正確的批評是必要的。而當地人如果因而感到憤怒,也是在所難免。然而,與此相較,更多的情況反而是當地人擔心事實被扭曲。」

獻媚討好誠然是一種誘惑,而有大教授顯然抵擋不了這種誘惑。更有甚者,還製造了扭曲。

以上大概是我對本書,與堪稱當代馬祖史重要轉折的「偽嬪事件」的看法。

2024年1月27日 星期六

「多談問題,少談主義」:在日北京留學生對台灣民主的觀察


以下是全文,沒有改字,但有幫原文拆分段落、下小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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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支持我就是不愛國?

台灣作為一個非共產政權的華人國家,一直是反賊們的精神聖地之一,也許對其中某些人來說可以去掉這個之一。但是這次選舉多少讓我感到有些失望。也許是因為「距離產生美」,因為不夠了解導致了過高的期望。

具體來説,胡適先生説過「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從這次選舉中,我看到上面藍綠兩黨置民生于不顧沉迷「統獨遊戲」;下面選民拋政見於腦後沈迷「抗中保台」。我當時就覺得民進黨尤其是深綠和中共很像。民進黨的邏輯是誰反對我誰就是通共,不支持我就是不愛台灣。中國的則是誰反對我誰就是美日的走狗,不支持中共就是不愛國。

中國是極權國家,歷過文化大革命這種「群眾鬥群眾」的傳統藝能的薰陶,而且民衆又從小接受仇恨教育,變得暴戾乖張也算是情理之中。但是台灣在我們一部分反賊心目中是繼承中國文化中「溫良恭儉讓」的正統存在,所以台灣社會的這種撕裂讓我非常驚訝。

我之前在電車站附近為一對台灣夫婦帶路,因為順路所以和他們在路上攀談。我當時表示「真是羨慕你們能隨便討論政治」。但是他們表示,現在也不敢和不熟悉的人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了,因為容易發生爭執。我當時就在想,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這也是我主動關注這次選舉的契機之一。


 胡適:「愛國,不愛人」

胡適先生說:「中國人很愛國,但是卻從來不愛中國人」。因為愛國只需要動嘴,但是愛人是需要付出切實的行為。我想這句話也適用於台灣。我看到一些應援活動的視頻。一些人講他們投票民進黨是因為「愛台灣」。

愛台灣是民進黨的專利麼?不投民進黨就是叛國麼?如果他們愛台灣,就應該關心台灣人的具體福祉,比如台灣的年輕人正在被房價問題困擾。中國的房價比台灣高,一般民眾的收入也比台灣低。我想在這一點上,我深有體會房地產對於年輕人活力的扼殺。

中國之前有一句話流行説「沒有一個小男孩的夢想是買一套房子」。中國經濟最好的時候就是放棄和美國的意識形態鬥爭(改革開放時期),經濟最差的時候是和美國意識形態鬥爭最激烈的時候(文化大革命時期)。一個國家不搞經濟搞政治,那一定好不了。今天的歐美部分國家沈迷政治正確,大搞「美式文革」。只不過是他們的家底殷實,有折騰的本錢,現在問題還不明顯。

但是台灣又有一些不同,我覺得台灣選民不關心基本的民生,讓這些意識形態鬥爭掩蓋了真實的問題,這件事是非常危險的。台灣不像其他部分民主國家,在國家發展上有更多試錯的機會,因爲台灣面臨的外部危險比其他國家更大。也許是因爲中共頻繁地文攻武嚇,讓台灣人心中有生怨氣,我沒有體會過,我很難與台灣人共情。一般民眾有些情緒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那些所謂的政治精英他們不應該去利用煽動這種情緒,沈迷「統獨遊戲」。

臺獨一事,與其説是獨立,不如説是正名,因爲台灣事實上已經是一個獨立國家。我認爲關鍵還是在於米國是否支持,米國只要沒和中國徹底撕破臉,比如斷交,基本上很難承與台灣建交,美國不建交,其他自由世界的國家也很難跟進。另外,從美國的利益角度出發,留著台灣這張牌來牽制中共是最好的。

我覺得,目前如果想打敗中共,這種窮兵黷武的紅色帝國,還是應該效仿當年冷戰美國拖垮蘇聯一樣拖垮它,兵不血刃才是上策。那麽,台灣自己的經濟,民生,國防,教育等要做到最好。國防上有美日協力,對面有總加速師末代書記,裏應外合搞垮紅色帝國。不過,雖然台灣已經民主化三十多年,但是相較於其他國家還是年紀尚輕。我認為過早地悲觀也是不可取的。


 民主誠可貴,法治價更高

我覺得台灣人不應該對於自己能夠投票而感到沾沾自喜。從專制走到民主可以說是踏出第一步,但是從民主到文明我覺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畢竟,世界上能投票的國家很多,但是這些國家的發展程度,民生福祉也是參差不齊的。甚至中國也有所謂投票這個環節——沒有,沒有,沒有,通過。

胡適先生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不要讓「民主政治」變成「暴民政治」。如果說選舉讓民眾更加撕裂,那豈不是「群眾鬥群眾」換湯不換藥麼。

我認為,相較於「民主」,「法治」更加重要。司法作為三權分立中的一權,是最為重要嗯我認為。「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即使貴為國王也要在同一套規則下行動。司法獨立,保證了「民告官」能有勝算。因為普通人在面對國家機器的情況下,是非常無力的。

獨裁國家不必說,即便是在民主國家,普通人面對國家機器的傷害,每天要生活、工作養家,子女父母等各種瑣事,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用來維權,一旦司法系統和稀泥,那麼個人權利被國家機器個人的侵犯的可能性就很大。同時,即使有選票可能也很無力,因為一兩張選票可能對一些巧言令色的政客來說他並不在乎。所以說,我認為台灣面臨的司法問題比民主選舉更值得迫切的關注。


 你不關心政治,政治就來關心你

最後,關於投票。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①投票權是一種權利,那麽也應該有相應的義務。中國過分强調義務,比如納稅,兵役,但是從來不講權利比如投票權,參政權。今天的民主國家,包括但不限於台灣,我認爲過分强調權利而缺少義務。投票是權利,但是瞭解候選人政見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做出理性的投票應該是選民的義務。

然而,我看到一些街頭采訪,或者造勢采訪,我發現很多人投票很盲目,要麽就是憑感覺,凴意識形態,或者乾脆是仇恨投票(因為我討厭A所以投給B),對於候選人的政見和國家面臨的問題不多關心;

②有一些人認為自己的選票是「廢票」,就不去投票或者進行一些所謂「棄保」的操作。我對此非常反感,完全是一派胡言。按照這個邏輯,中國從來沒有廢票。先欽定接班人然後再投票,100%支持率,那就沒有廢票了。即使最後支持的候選人沒有勝選,但是當選者能夠看到,還有多少人沒有投給他,不同意他的理念,那麼他在今後的執政過程中也會對這部分選民有所考量;

③投票率只有七成我認為還是太低。過去中國社會風氣還相對開明的時候曾有過一句話「你不關心政治,那政治就來關心你」。你不投票,那別人就要代表你。還是希望台灣的各位朋友能夠珍惜自己來之不易的參政議政的權利。


一個從來沒有見過選票的中國大陸難民,一些淺薄的言論也歡迎大家批評指正。台灣交通變好魔法🪄

2024年1月22日 星期一

《回歸故里》:被各地抽插以致於變成他們的形狀


1.

這是在日本時,一個我忘了來自哪的女生推薦的。總之我們是在大阪認識的,後來她和另一個同校的中國女生雙雙上京當都市麗人去了。

我一直有懶得記起祖國內地同學鄉關何處的傾向,不確定神州大陸的老母雞對熟背「台北桃園新竹苗栗」的島民,是否是不太考所以不重要的東西;或者純粹沒有在那裡活過,對明明能從也許潛藏在他們各自普通話的語調裡能聽出來的蛛絲馬跡也無法捕捉。

那時我寫,就算在異國,只要能說母語,有一個母語社群,也可以感到歸屬。

她卻說即使這樣,仍很難歸屬。

我:那你在國內時有嗎?

她:你問倒我了。上大學後就很難在某個地方感受到歸屬感了,在北京當然沒有,回老家,也會覺得自己已經和周邊環境格格不入。如果有,也就是在認同自己文化的瞬間?比如在隨便某個地方看到中國的建築、美食、漢字之類的,就會自豪。

她推薦了我這本書。

「感覺可以比較清楚地描繪出我內心的感受。」

那時我好像寫完端的〈異鄉人〉沒多久。但失鄉這件事很有趣,我少年時北上讀高中、大學,是最強烈感覺到失鄉的時期。既和身後的故鄉不熟,也還未嵌入、更奢談嶄露於大城市台北。

要再等更晚一點,離開台北再轉赴馬祖,才漸漸意識到,不知何時起已點了四海為家的技能。

不知道「精神原鄉」這個形上號召貢獻幾何。但確實是從馬祖後,開始在漂漂河人生比較找到值得掌舵前往的方向,也才從剔除、減法式的失去,轉向遞增、加法式的獲得。

例如,我現在覺得我很像地層,住過哪裡,哪裡就累積成一片土壤,沉積在我的心智和身體。中壢、台北、南竿、京都都這樣穿透然後捏塑我,抽插我,讓我由內而外都帶了一點它們的形狀。

甚至可以挪用一段湯舒雯。學姐在回附中當評審時,警衛準確地叫出她的名字,她說所謂家或故鄉會不會就是這麼一回事,一個地方還有人記得你的名字。

暑假我拿到學位證書後,最後一次回京都,儀式般向鴨川三角洲北岸的下鴨神社報到,穿越神性的糺之森,向神明說:ただいまー我回來了。

那則貼文下方,來自昆明(應該)的京都哥哥回覆:おかえりー歡迎回來。

故鄉就是這樣吧,當你說我回來了,有人對你說歡迎回來。

《回歸故里》回歸的豈止是具體的故鄉,其實是藉著回溯童年經歷,進行家庭、爸媽的社會學分析。為什麼同性戀的身分比工人階級的出身更容易出櫃呢?作者問。

《回歸故里》也因此可以跟黃錦樹對讀。黃錦樹好像就是在《焚燒》裡寫過他父母親亦走上馬來西亞華人的覆轍:過早結婚、大量生育,以致一輩子受困在膠林深處?

他寫過一篇如果他的父親或他的祖父去念了他一直念茲在茲的南洋大學--彼時東南亞唯一一所華文高等學府,那必然使得兩三代後的他,不致像現實中困乏於青春期大把時光的無書可讀。

2.

我覺得《回歸故里》想過的,我已經想過了耶。我不就講過剛上大學時會暗怪爸媽沒有參與到野百合學運嗎?結果畢業後幾年有一天想通了,那時他們都是忙於生計的紅男綠女,誰有空像當時就能讀大學的范雲和誰誰誰一樣,能閒著沒事去中正廟前豎立巨型野百合?

話說回來,一場學運之所以被刻進集體歷史裡,仰賴的也是執筆者充滿「他們的人」--從大學紛紛留學回國進入學界的學者們,日後就紛紛成為編纂新課本、書寫台灣史的人。

也許學運確實是重要的,但是不是會不成比例的放大了事件的重要性?也是可想而知的。比如說,憑什麼說對政治改革「不知不覺」的勞苦大眾們,就只配在歷史上沒有名姓,等著潛入「歷史的無意識」?只是他們的功業,歷史學者的一顆頭兩條手臂整理不出罷了。

除非他兒子是小熊英二,才能把不定冠詞、面目模糊的a soldier以生花妙筆救濟回來,成為被集體記憶住的the soldier。

說到底還是他們學者、知識分子(或我們書寫者)太習慣放大自己所屬的階級、群體,太把自己當回事兒了。

話說回來,這會不會是階級躍遷的必經之地?阿公阿嬤是農民、外公外婆是漁民,家父家母是中等教育的上班族與實業者,終於到我這一代出了一位舞文弄墨的,可以把他們的生命史一箭射在歷史的柱石上?一份歷史,三代人的前仆後繼。

再來還要面對無限的歷史和有限的記憶的鬥爭:哪些歷史值得被記憶?可惜記憶價值往往也不是明碼實價,通常是仰賴撰史者的後裔持續「壟斷」著歷史詮釋--或稱歷史護持--的工作,像擎著火把守墓,維持先祖屍容的完好。

或者傍大款,依賴國家力量。但這像賭注:賭對了就能燈火通明(或一夕翻身),賭錯則落入黑暗,「潛入歷史的無意識」(again)。

比如說,如果台灣將來被貴國併吞,則當代他們珍之愛之的台灣史將被一夕撕碎。

但若台灣建國,則現在大鳴大放它有多愛寶島、在多早之前便先知般擁有何等忠貞堅忍之愛國意識者,則可能登堂入室成為教科書之一部。

想想,果然傍大款於國家是筆不賠生意吧。只是站錯隊的後裔要趕緊生潤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