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懶得記起祖國內地同學鄉關何處的傾向，不確定神州大陸的老母雞對熟背「台北桃園新竹苗栗」的島民，是否是不太考所以不重要的東西；或者純粹沒有在那裡活過，對明明能從也許潛藏在他們各自普通話的語調裡能聽出來的蛛絲馬跡也無法捕捉。
那時我寫，就算在異國，只要能說母語，有一個母語社群，也可以感到歸屬。
她卻說即使這樣，仍很難歸屬。
我：那你在國內時有嗎？
她：你問倒我了。上大學後就很難在某個地方感受到歸屬感了，在北京當然沒有，回老家，也會覺得自己已經和周邊環境格格不入。如果有，也就是在認同自己文化的瞬間？比如在隨便某個地方看到中國的建築、美食、漢字之類的，就會自豪。
她推薦了我這本書。
「感覺可以比較清楚地描繪出我內心的感受。」
那時我好像寫完端的〈異鄉人〉沒多久。但失鄉這件事很有趣，我少年時北上讀高中、大學，是最強烈感覺到失鄉的時期。既和身後的故鄉不熟，也還未嵌入、更奢談嶄露於大城市台北。
要再等更晚一點，離開台北再轉赴馬祖，才漸漸意識到，不知何時起已點了四海為家的技能。
不知道「精神原鄉」這個形上號召貢獻幾何。但確實是從馬祖後，開始在漂漂河人生比較找到值得掌舵前往的方向，也才從剔除、減法式的失去，轉向遞增、加法式的獲得。
例如，我現在覺得我很像地層，住過哪裡，哪裡就累積成一片土壤，沉積在我的心智和身體。中壢、台北、南竿、京都都這樣穿透然後捏塑我，抽插我，讓我由內而外都帶了一點它們的形狀。
甚至可以挪用一段湯舒雯。學姐在回附中當評審時，警衛準確地叫出她的名字，她說所謂家或故鄉會不會就是這麼一回事，一個地方還有人記得你的名字。
暑假我拿到學位證書後，最後一次回京都，儀式般向鴨川三角洲北岸的下鴨神社報到，穿越神性的糺之森，向神明說：ただいまー我回來了。
那則貼文下方，來自昆明（應該）的京都哥哥回覆：おかえりー歡迎回來。
故鄉就是這樣吧，當你說我回來了，有人對你說歡迎回來。
《回歸故里》回歸的豈止是具體的故鄉，其實是藉著回溯童年經歷，進行家庭、爸媽的社會學分析。為什麼同性戀的身分比工人階級的出身更容易出櫃呢？作者問。
《回歸故里》也因此可以跟黃錦樹對讀。黃錦樹好像就是在《焚燒》裡寫過他父母親亦走上馬來西亞華人的覆轍：過早結婚、大量生育，以致一輩子受困在膠林深處？
他寫過一篇如果他的父親或他的祖父去念了他一直念茲在茲的南洋大學－－彼時東南亞唯一一所華文高等學府，那必然使得兩三代後的他，不致像現實中困乏於青春期大把時光的無書可讀。
2.
我覺得《回歸故里》想過的，我已經想過了耶。我不就講過剛上大學時會暗怪爸媽沒有參與到野百合學運嗎？結果畢業後幾年有一天想通了，那時他們都是忙於生計的紅男綠女，誰有空像當時就能讀大學的范雲和誰誰誰一樣，能閒著沒事去中正廟前豎立巨型野百合？
話說回來，一場學運之所以被刻進集體歷史裡，仰賴的也是執筆者充滿「他們的人」－－從大學紛紛留學回國進入學界的學者們，日後就紛紛成為編纂新課本、書寫台灣史的人。
也許學運確實是重要的，但是不是會不成比例的放大了事件的重要性？也是可想而知的。比如說，憑什麼說對政治改革「不知不覺」的勞苦大眾們，就只配在歷史上沒有名姓，等著潛入「歷史的無意識」？只是他們的功業，歷史學者的一顆頭兩條手臂整理不出罷了。
除非他兒子是小熊英二，才能把不定冠詞、面目模糊的a soldier以生花妙筆救濟回來，成為被集體記憶住的the soldier。
說到底還是他們學者、知識分子（或我們書寫者）太習慣放大自己所屬的階級、群體，太把自己當回事兒了。
話說回來，這會不會是階級躍遷的必經之地？阿公阿嬤是農民、外公外婆是漁民，家父家母是中等教育的上班族與實業者，終於到我這一代出了一位舞文弄墨的，可以把他們的生命史一箭射在歷史的柱石上？一份歷史，三代人的前仆後繼。
再來還要面對無限的歷史和有限的記憶的鬥爭：哪些歷史值得被記憶？可惜記憶價值往往也不是明碼實價，通常是仰賴撰史者的後裔持續「壟斷」著歷史詮釋－－或稱歷史護持－－的工作，像擎著火把守墓，維持先祖屍容的完好。
或者傍大款，依賴國家力量。但這像賭注：賭對了就能燈火通明（或一夕翻身），賭錯則落入黑暗，「潛入歷史的無意識」（again）。
比如說，如果台灣將來被貴國併吞，則當代他們珍之愛之的台灣史將被一夕撕碎。
但若台灣建國，則現在大鳴大放它有多愛寶島、在多早之前便先知般擁有何等忠貞堅忍之愛國意識者，則可能登堂入室成為教科書之一部。
想想，果然傍大款於國家是筆不賠生意吧。只是站錯隊的後裔要趕緊生潤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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