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它是少年小說

身為一名情緒化的讀者，當然要先說結論：很流暢，但沒有很必要讀。（補充：凡魚的意見與我不同，我認為不錯，對我而言它缺陷太多，但對台灣的大眾讀者而言瑕不掩瑜。可見留言處。）有些元素很突兀，比方女鬼和蟑螂，到了最後小說也沒辦法自圓其說，突顯這些橋段安排的意義。當然，也可以不要有什麼意義，像單元劇一樣明朗快速也是一種追求。

而且直木賞相對於芥川賞，就我的認識，是評選大眾小說沒錯吧？大眾小說之於純文學，也許讀者會更欣賞新奇、有趣的部分。比如蟑螂，在同樣是日本作家描寫台灣、但我更偏愛的《太過野蠻的》，就是一個南國象徵的符號：女主角常常抱怨屋裡屋外飛入飛出的大批蟑螂。然而《太》寫的是戰前殖民地台灣，《流》已經是1970年代了啊，讓我在想這一脈相承、對台灣的想像投射，也太一成不變了吧？

雖然家父在我（與小說時空相隔近一世紀後）一樣抱怨蟑螂、躡手躡腳從廚房全身而退時，也印證了《流》裡70年代的蟑螂盛況：「有什麼好怕？以前住土角屋，就像周星馳的電影一樣，滿牆壁都是蟑螂！」讓我們謝謝劉大叔，也異樣地提供我文學考據價值。

至於女鬼，凡魚說「這本小說改編漫畫或拍成電影應該很好看。女鬼就像是好萊塢電影要有裸女一樣！」又是對台灣＝充滿民間信仰的想像嗎？「而且女鬼後來還引出了真相。」我說：但那真相就是闌尾。－－至少就整本小說的結構來看。

另一點我們討論激烈的，是主角年代的設定。1970年代的青年，大概就是我們的父執輩。作者這麼刻意安排，卻似乎沒有與當時的政治氛圍、外在環境有多一點對話。故事開始的時點甚至是　蔣公駕崩，但他也只輕描淡寫「必須擠出一點眼淚」，這些人盡皆知的常識。這件事對他後來的追尋，究竟有什麼影響？We don’t know。

又，故事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設置在那個，怎麼說，有點曖昧的時代。戰爭已經結束廿多年，白色恐怖雖然持續散佈，但並沒有再發生驚動萬教的事件。我們唯一可以拿來參照的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整個大時代退為背景、卻又無所不在。可《流》裡，就是很安分地，退為背景，消失了。不知道白色恐怖這個台灣史的大事，對小說、對主角的意義或影響為何。

我在想，把背景放到解嚴、百花齊放的90年代也未嘗不可啊，或者乾脆來到2010年代！只要讓爺爺活夠久。反正最後都變偵探小說啊。那大概只是因為，作者比較了解70年代，他住過的台灣而已吧？而90或2010年代的台灣，他力有未逮。

教練指出，貫徹整本小說，敘事者有很鮮明的「台灣、中國具有差異」的意識。比方寫到中國就是荒誕，講到國民黨也沒好話。但在那個年代的台灣，這種意識不是理所當然的。何況，敘事者深愛的爺爺還是外省老兵！即使當時的台灣一定也有「反對國民黨、台灣≠中國」想法的人，但這設定未免太便宜了，作者仍然欠我們一個解釋－－是遇過什麼事、讀了什麼書、跟什麼人接觸過，讓主角長出這種思想？

如果沒有合理的解釋，那這個毫無脈絡的安排，就只是現代人的後見之明。這是一個大BUG。所以我們對附錄日本評審的盛讚很不解。不是文學技法如何，那個我真的看不出來，而是日本專業作家對這種程度的台灣再現，就滿意了嗎？

今天聽周婉窈老師的演講，她說日本的大河劇是沒在糾察是否符合史實的，因為日本的歷史推廣和歷史研究都非常強壯，史實眾人皆知。但台灣人對台灣史始終有份焦慮，對小說和電影不符史實的地方有劇烈反應，很可能是我們對自己歷史行將湮滅的恐懼，時時如坐針氈。
好吧。而且日本評審也不是台灣人，有什麼義務要了解台灣歷史？好吧。雖然這樣，我還是很過不去，必須撂下一句：身為台灣的讀者，很難入戲。

最後我問，覺得這本小說是樂觀還是悲觀？主角有沒有打破戰爭「冤冤相報」的因果鎖鏈？
教練說〈尾聲〉處：

「在俺們這些老百姓的眼裡，那場戰爭就像是小孩子在打架。」
「沒錯根本搞不清楚狀況的小孩子，拿著槍打來打去。」
「全都過去了。」（347）

藉由主角與山東的老人們談話，顯示出他看待戰爭，就像是整本書70年代台灣的黑道械鬥，本質上都是幼稚、荒謬的。反戰元素有被舉起，但是沒有處理完全。

我同意，因為最後主角並非自己願意「放下屠刀」的，他主觀上還是想報仇。只是我猜作者寫到這就寫不下去了，只好安排一個人做「那件事」（是內容農場嗎），來使主角客觀上不能報仇，然後就接到了上面那些遺忘過去啦、戰爭荒謬啦的對話。而那把最後擊發的槍，環環相扣，簡直可以拿來做任何詮釋，彷彿完成了它在這部小說裡的文學作用。但我就是覺得忒也輕便了吧。

凡魚則認為，小說仍對戰爭保持悲觀，沒有人因為戰爭獲得幸福：曾經的英雄最後依然死於非命。也許那英雄是自願的，就如小說中暗示他早就知悉一切，只是為了贖罪。或者就算他不承認那是贖罪，仍然重視「人類（性命）」，而升到了普世的高度。對戰爭悲觀，但對人性是樂觀的。樂觀到宛如直言不諱：我就是一本少年小說！

沒錯，如果對什麼設定啊、情節啊不像我們這些讀者這般較真，那它就如直木賞評審們賞識的一樣，是本少年成長小說。

婆媽如我們，當然在乎通俗劇劇情：「為什麼得不到初戀女友？」雅母問。我說，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就像純元皇后，或我的啟蒙，Ｈ。凡魚說她如果只因那樣的可能就主動離開，更顯得她品行高，更被神化。我說對對，命運的捉弄就是成長的套路：最想要的永遠得不到。

教練提及《異星入境》（妳一生的預言）：在小說中段就暴露了最後與女角的結局，但卻結束在與她有了新生的喜悅。東山彰良根本就在帶隊吶喊：不管前面有什麼，我們仍要勇敢承受這份命運，向前走就對了！

BTW，裡頭還有一個從良的黑道，變成詩人。作家的作品裡出現這種角色不足為奇，我們很需要「那個他」一方面拿來自況，二方面作為封閉年代嚮往心靈自由的一扇窗口，一座金身，足不點地的供仰望、盼救贖。最後仍死於溝壑。他叫雷威，《牯嶺街》裡，叫HONEY。

「HONEY好帥喔，」教練說。

「是當時的鳳小岳。」我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