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生十二星座〉的傑出，應該還是要從張大春開始看起。那是駱以軍告別張大春後的代表作。
張大春象徵的「一切都了無意義」，在對抗舊有威權和它不斷生產出的虛假記憶與政治論述時，看似是同路人。但等到本土派建構記憶和論述時，也遭到張大春同樣的嘲謔。
張大春的技藝其實就是扁平化、相對化每一種記憶和訴求：一切都是該被打倒的，管你大中華還是小台灣，外省人或本土派。我只要在旁解構，酸酸，就可以看起來很聰明，很超然，取得一個金剛不壞的無敵位置。
〈降生十二星座〉裡最感人至深、也富有意義的，就是駱以軍同師父張大春一刀兩斷的切痕：直子之心。
直子：
這一切只是玩笑罷了。
木漉
直子：
我不是一個開玩笑的人。
我愛你。
渡邊
從木漉到渡邊，正好就是駱以軍完成的「抒情的轉折」（黃錦樹語）。木漉是張大春，「一切只是開玩笑」，可以毫無徵兆的在車裡引廢氣自殺，可以毫無理由的讓人物去死、出糗、像糞一樣被嘲笑。
但讓讀者雞皮疙瘩，讓「圍著電動的人都沈默無聲」的，不是木漉的玩笑，而是渡邊的深情。
這等於是駱以軍身為後輩，在否定前輩張大春的態度：自大的不信。
我，我們，依然相信價值、相信情感、相信愛。這沒有什麼好羞恥，也不會顯得你很平凡或笨。啊可能會啦，但那正是身而為人的迷人之處不是嗎。
直子之心、發光的房間，都應該在這樣的脈絡下解讀。
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乃至21世紀初，外省人後裔小說家駱以軍，其實很有可能替我們開展另一種「和解的可能」。既然他已經告別了師父，另一種外省人，所代表的蔑視、嬉鬧、玩忽。
然而愈是如此這般，愈是丈二金剛：那後來的駱以軍怎麼了？困在（後）西夏旅館的語焉不詳、無能有效處理當下台灣紛至沓來的各式習題。這當中的「駱以軍轉折」是否有跡可循？
和無所不知的炫霖討論後，想法如下：
所謂「拼貼」帶來的效果就是，每一樁可以認真解剖、分析的事件都無足輕重，價值排序全部被取消，充其量只是百衲被之一衲。借用《三體》的話，就是全部被「降維打擊」，壓扁成一個次元。
回到「和解的可能？」《月球姓氏》（2000）中「一個外省男人與本省女人的相遇」，回溯了父系母系妻系的家族史，人肉層層疊疊、互碰下體的生殖樹。小說家已經展開了他的「溯源」工程，他的母親、妻子（娘家）都是本省人，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存在－－己身所從出（他的父母）、從己身所出（他的妻兒）－－都是道道地地的「中華民國－台灣」當代史。
雖然他在90年代初期，便已告別了張大春，但或許駱以軍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走到2010年代末尾，他又跟拜別的老師父再次相遇。
其一就是「拼貼」這樣的形式技巧帶來的內容效果：將一切扁平化、相對化。小燈泡的社會案件、燈泡媽竟支持廢死，諸如此類多向度、知識爆炸的議題，卻被他當成「純文學」（借朱宥勳的指摘）的素材，可以存而不論（或大發議論），作為其美學的磚石。
其二是炫霖說：駱以軍追求的是文化中國的想像、符碼，而不是當下的現實中國。是的，因為《遠方》裡他早就知道父親所孺慕並象徵的故鄉，早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卡夫卡式的地獄脫勾，漸行漸遠。然而同時，這個中國性因為本土論述之崛起，也在台灣漸漸絕跡。所以我們會看到明朝的炫麗，壽山石、仇英……族繁不及備載的知識考據，想在文學裡留存歷史的心。
寫到這，我懷疑（又是另一個猜想，「駱以軍猜想」？）駱以軍轉折之處莫非就是《遠方》裡這一趟救父、而後亡父之途？象徵著文化中國的父親不再了，他必須負起此任，扛起父死子繼的記憶倫理？儘管他未必自覺。無獨有偶，張大春《聆聽父親》同在2003年出版，是時駱以軍的父親已經病故兩年，這加速或轉折了駱以軍的「中國性」走向。
2005年《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已經是台海戰爭之末、台灣赤化已成定局，以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虛構再寫了一次「子對父」的承繼；2008年《西夏旅館》更是公認的「外省後裔之書」（足印消失於沙漠，如黨項族灰飛煙滅的歷史）。
之後的作品實在無甚可觀（《女兒》、《匡超人》），都是無法抑制的臃腫敘事，語言自我繁殖。我想這也可視為一種寫作病徵，並意外又和張大春出現疊合，如朱宥勳對《明朝》的批評之一：「文字取代了本應指涉的本體。」駱以軍在書寫中貪戀的是什麼？很有可能正是方塊字本身，如黃錦樹意識到的，戀字＝戀（古中國之）屍。再一次，張大春《大唐李白》也出現了如此徵兆。
扁平化一切，又同步走回文化中國的戀字癖中。駱以軍和張大春一對師徒終於殊途同歸，也可以說，駱始終沒有走出張大春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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