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30日 星期六

時代的棄兒:再論駱以軍


駱以軍其實很可憐,他自費出版《棄的故事》,黃錦樹就指出過這個「棄」就是破譯駱以軍的鑰匙,傷害的核心。

🦋美璇師🦋提醒,駱雖是外省人,但不是眷村幫、沒有眷村經驗(之於朱天心),父親也沒傳承下什麼資本(之於蔣曉雲),等於他一直在漂浮,找不到歸屬。

後來本土意識興起,父親又死去,他自動卡進那個「家族排列」裡,取代了父親的位置,扮演起維繫家族史—中國想像的渠道。

雖然他說他並沒有被棄的經驗,但不知為何如此在意棄。那不來自個人生命,而是集體中沒有位置而湧現的相對剝奪感。

也是要說一聲辛苦了......

所以他常說自己是廢柴,跟人渣兄弟鬼混,談「經驗匱乏」「無身世與教養」;也許他一直自覺是破落戶,怯生生進入文壇,到處都是社會、文化、象徵資本仰之彌高的泰山泰水。

他為什麼這麼在意必須寫出怎樣怎樣青史留名的偉大小說,那是他對這一輩子出人頭地=方能受人尊重的終極想像吧。

寫到這真的是很同情他,畢竟我身為他的讀者也十年有餘了,幾乎是看著他從巔峰狀態應聲跌落。完美墜地。

更誇張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置信的是,2007年蘋果日報有一則人間異語吧,「除了射精,底層男人沒出路」我竟然選用這則報導來理解駱以軍小說的淫邪、猥褻。

快感忘卻現實煩憂,這個你被棄、不屬於的世界;本能(食、色)讓人感到存在——身體慾望之滿足,那是一無所有的人最後的歸宿。

只是,受過這麼多屈辱與傷害,成為了文壇一哥,就可以把粗暴再拿來粗暴別人嗎?這毋寧是種自投浩劫的毀滅性人格。

櫻桃園姐妹固然幼稚殘酷,但你寫李維菁、寫字母會的女作家們,就因而合理正當了嗎?

同學問:這團體不是他好不容易找到的朋友嗎?搞不懂為什麼他要這樣欸。

從直子之心、發光的房間,「我們如何走進一個人的內心?」二十年後卻停格在窺看女作家們下體時,被破門而入的驚訝和慌張。真的,好不堪。

不是只有我這樣講,基本上《明朝》(算有點意外地)激起全班女生的憤怒,男生們也表示不解。從《遣悲懷》到《明朝》,如果曾有重砲扭下他動輒探進她人陰戶的手,今天我們會不會有一個更健康點、更「好」的一哥呢?

二十年來,評論界都忙著互送花圈嗎?

只是大概不可能了。最後一關結束,他已經用完屬於他時代的硬幣了。

(‧駱以軍《遣悲懷》(初版2001,再版2013))

(‧駱以軍《明朝》(2019))

2020年5月27日 星期三

文組的東西


其實文組讀的東西是很難的。這是上學期藥學系的女生告訴我的。

「大家都以為文組要背東西,其實背最多的是我們好不好。文組的東西是最抽象、要去理解的。」

言盡於此,讓我思考良久。我真的看不起文組也看不起自己,很多時候,比如社會複雜的問題發生,小朋友們蜂擁而上卻只能甩甩修辭水袖,唱唱主義高調,被自己的無能為力氣得臉紅脖子粗時。

但事實上是之於,該怎麼稱呼,物質或應用科學嗎?文組在高等教育裡對應的專業,確實是更無蹤可循,更嚴重依賴語言文字,也更接近人類複雜的心靈、精神存在。

因為抽象,讓很多假偶像真嘴砲、人設玩家、術語買辦,有了忽悠—套利空間。君不見教室裡論文上煞有其事的你來我往。有多少人,不分師生,窮極一生,能真的觸及這些「知識」(如果還能這麼稱呼)的核心。

抽象不見得高級,只是難以兌現、不比物質和應用「務實」,這也是事實。

賴香吟的〈熱蘭遮〉不是就有讀工程的前曖昧對象,大刀闊斧要改造他們的故鄉南城嗎?小時候我一定超瞧不起他,什麼煙塵滾滾的玩意兒,我們紙頭上形而上的事才是文明的精髓!

但這次重讀,我發現不僅超級理解敘事者,那個文科生自覺「無用」的徬徨,更欽慕曖昧對象竟能以知識技術等專業,「介入」這個世界。

雖然最後他沒有成功,導致同學的解讀又可以精神勝利法:是不是作者暗示著文學的紀錄才可以真的改變一座城市呢?

我呵笑出來。

這分明只是盼望,依循這個盼望,作者在作品裡動用無上權威。

舒雯美學姐最近的文章最醒目的就是:要去承認文學的無用。

嚇得我又被閃電劈到,從少年被美學姐劈到輕熟!

只是這無用通往哪裡?窮經皓首、閉門造車?對酒當歌、精神勝利?我還沒有答案。

2020年5月26日 星期二

駱以軍綜論:從未走出那闇夜酒館


〈降生十二星座〉的傑出,應該還是要從張大春開始看起。那是駱以軍告別張大春後的代表作。

張大春象徵的「一切都了無意義」,在對抗舊有威權和它不斷生產出的虛假記憶與政治論述時,看似是同路人。但等到本土派建構記憶和論述時,也遭到張大春同樣的嘲謔。

張大春的技藝其實就是扁平化、相對化每一種記憶和訴求:一切都是該被打倒的,管你大中華還是小台灣,外省人或本土派。我只要在旁解構,酸酸,就可以看起來很聰明,很超然,取得一個金剛不壞的無敵位置。

〈降生十二星座〉裡最感人至深、也富有意義的,就是駱以軍同師父張大春一刀兩斷的切痕:直子之心。

直子:
這一切只是玩笑罷了。
木漉

直子:
我不是一個開玩笑的人。
我愛你。
渡邊

從木漉到渡邊,正好就是駱以軍完成的「抒情的轉折」(黃錦樹語)。木漉是張大春,「一切只是開玩笑」,可以毫無徵兆的在車裡引廢氣自殺,可以毫無理由的讓人物去死、出糗、像糞一樣被嘲笑。

但讓讀者雞皮疙瘩,讓「圍著電動的人都沈默無聲」的,不是木漉的玩笑,而是渡邊的深情。

這等於是駱以軍身為後輩,在否定前輩張大春的態度:自大的不信。

我,我們,依然相信價值、相信情感、相信愛。這沒有什麼好羞恥,也不會顯得你很平凡或笨。啊可能會啦,但那正是身而為人的迷人之處不是嗎。

直子之心、發光的房間,都應該在這樣的脈絡下解讀。

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乃至21世紀初,外省人後裔小說家駱以軍,其實很有可能替我們開展另一種「和解的可能」。既然他已經告別了師父,另一種外省人,所代表的蔑視、嬉鬧、玩忽。

然而愈是如此這般,愈是丈二金剛:那後來的駱以軍怎麼了?困在(後)西夏旅館的語焉不詳、無能有效處理當下台灣紛至沓來的各式習題。這當中的「駱以軍轉折」是否有跡可循?

和無所不知的炫霖討論後,想法如下:

所謂「拼貼」帶來的效果就是,每一樁可以認真解剖、分析的事件都無足輕重,價值排序全部被取消,充其量只是百衲被之一衲。借用《三體》的話,就是全部被「降維打擊」,壓扁成一個次元。

回到「和解的可能?」《月球姓氏》(2000)中「一個外省男人與本省女人的相遇」,回溯了父系母系妻系的家族史,人肉層層疊疊、互碰下體的生殖樹。小說家已經展開了他的「溯源」工程,他的母親、妻子(娘家)都是本省人,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存在--己身所從出(他的父母)、從己身所出(他的妻兒)--都是道道地地的「中華民國-台灣」當代史。

雖然他在90年代初期,便已告別了張大春,但或許駱以軍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走到2010年代末尾,他又跟拜別的老師父再次相遇。

其一就是「拼貼」這樣的形式技巧帶來的內容效果:將一切扁平化、相對化。小燈泡的社會案件、燈泡媽竟支持廢死,諸如此類多向度、知識爆炸的議題,卻被他當成「純文學」(借朱宥勳的指摘)的素材,可以存而不論(或大發議論),作為其美學的磚石。

其二是炫霖說:駱以軍追求的是文化中國的想像、符碼,而不是當下的現實中國。是的,因為《遠方》裡他早就知道父親所孺慕並象徵的故鄉,早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卡夫卡式的地獄脫勾,漸行漸遠。然而同時,這個中國性因為本土論述之崛起,也在台灣漸漸絕跡。所以我們會看到明朝的炫麗,壽山石、仇英……族繁不及備載的知識考據,想在文學裡留存歷史的心。

寫到這,我懷疑(又是另一個猜想,「駱以軍猜想」?)駱以軍轉折之處莫非就是《遠方》裡這一趟救父、而後亡父之途?象徵著文化中國的父親不再了,他必須負起此任,扛起父死子繼的記憶倫理?儘管他未必自覺。無獨有偶,張大春《聆聽父親》同在2003年出版,是時駱以軍的父親已經病故兩年,這加速或轉折了駱以軍的「中國性」走向。

2005年《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已經是台海戰爭之末、台灣赤化已成定局,以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虛構再寫了一次「子對父」的承繼;2008年《西夏旅館》更是公認的「外省後裔之書」(足印消失於沙漠,如黨項族灰飛煙滅的歷史)。

之後的作品實在無甚可觀(《女兒》、《匡超人》),都是無法抑制的臃腫敘事,語言自我繁殖。我想這也可視為一種寫作病徵,並意外又和張大春出現疊合,如朱宥勳對《明朝》的批評之一:「文字取代了本應指涉的本體。」駱以軍在書寫中貪戀的是什麼?很有可能正是方塊字本身,如黃錦樹意識到的,戀字=戀(古中國之)屍。再一次,張大春《大唐李白》也出現了如此徵兆。

扁平化一切,又同步走回文化中國的戀字癖中。駱以軍和張大春一對師徒終於殊途同歸,也可以說,駱始終沒有走出張大春的陰影。

2020年5月23日 星期六

我的閩南阿嬤


我的閩南阿嬤在我14歲過世了。我大概7歲就跟她分開。在那之前我是台語還算輪轉的劉亦,想來也是馬德里不思議。據我媽說阿嬤找人算過,陽壽也差不多就是那時,頗為神秘。

我跟阿嬤也很要好。比起劉金姊姊2兒3女不算優異的成績,阿嬤實打實生了6兒3女,子孫繁茂不休,當真江山萬年代代有人,創造出名言:

「生囡哪有遮痛?阮生囡就親像落雨。」

暴力輸出,她蓋婭系。

我跟阿嬤的合照好像沒有,記得她從我認識就已經是一介清癯的老嫗了,乾巴巴的,畢竟她生么子我父時已是高齡產婦四十好幾。講話不疾不徐,除了喊我失智的四伯以外,少有露出不耐。

她跟劉金姊姊是兩個極端。劉金姊姊性急,嗓門大,暴躁。她常說我媽、我小舅「脾氣雅壞。」喔還有我。我都說:「跟汝一樣啊,壞有種的。」

劉金姊姊的菜煮得飛快而草率,間歇加料,堪稱巫婆料理。每當我媽從炒蛋或炒菜(又)拉出那根長長的頭髮,我們眼光順著它往上,並習於意味深長的沉默。

軍中有戰鬥澡,外婆在前哨島嶼煮的大概也是戰鬥菜。我這樣歷史化的同情理解。

現在她鍋和鏟都拿不動了,不能下廚很內疚,好像沒塞東西進我嘴裡心有不安,但我並不太覺得可惜。除了紅糟雞紅糟麵線,那是阿姨們和我媽拿了外婆自釀紅糟也學不來的馬祖真本事。但我猜很可能只是劉金姊姊敢於下重手放鹽而已。

反觀阿嬤則是好幾道拿手家常菜,非常台非常好吃,炒玻璃菜,豆油(醬油)冬瓜,滷肉湯拿去冰箱放會結成肉湯凍,拿來攪飯好吃瘋。

早上跟著沒牙齒的阿嬤小心翼翼的飲著糜,一口一口咬斷脆瓜。多年後在東島我和蘇靖雅扭開罐頭配稀飯和鹹鴨蛋,不禁一嘆:果然是閩南人。

雖然東島明明在閩東的地界。

阿嬤也不算優雅。這兩個字有指向戰前日本教育的嫌疑。可能算是有教養。但姑姑確實說:媽那時還會讀幾個日本數字齁,一幾膩三...

2020年5月22日 星期五

躲起來異男與文學女打仔


今天提及袁哲生以降的「躲起來異男」系譜,同學和老師同時叫起駱以軍,我才發現我完全沒把駱以軍放進這個「魯蛇寫字異男之幼體化腔調」的分類夾。

他是嗎?他更猥褻,他的「幼體」已經是小雞雞懂勃起的青少年,他的「異男感」更具攻擊性,總在慾望女體;總有客體(女體)來證明他這個主體(我)的存在。

這跟我所謂的幼體化腔調還是不一樣。

我在想的是,如果駱以軍要躲,他會躲到哪?當然啦,他已經躲過學校樓梯下的角落,但我看著江炫霖的側臉,第一直覺就是:陰道。他一定會躲進女人身上大大小小的縫隙:乳溝,股溝,陰道。

事實上《遣悲懷》他也示範過了,他把手指戳進母親的下體,結果一整張手掌都拔不出來,搞得汗流浹背。那放在書的很前面,就是要讀者跟著哆啦A夢一起搭時光機的手勢。

只是這次時光機不在抽屜,在子宮:要跟死掉的邱妙津碰面?生死渾沌處,請由此進。

但陰道、子宮又怎脫離性和生殖的意義?尤其他可是駱以軍!如果要找地方躲,不想被這困難的人世發現你根本無能當一隻頂天立地的陽剛異男,像主流性別秩序要求的那樣,哪裡作第二處想?趕快(用屌)(或手)鑽進(回)女人的溫柔鄉。

所以黃錦樹說「《遣悲懷》作為悼亡擬體,往返於《蒙馬特遺書》與《寂寞的遊戲》之間(那個「秘密洞」)」,那個「秘密洞」對袁哲生而言,也許真的是童年棲止傷痛的寂寞基地,對駱以軍還能作何洞解?

他為什麼要在小說裡強姦邱妙津的屍身?輪到我讀時,以為前輩已經吵過一輪了,也就接受了「私小說」這個辯護。如今才發現這道倫理題根本沒有好好被解過。

他可以用任何方式、對任何人(比如他媽)貫徹這個猥褻feat.躲起來的文學美學,但為什麼非得是一個具名且知名的、剛死不久的、女同作家?被罵根本活該啊,這是用「這只是小說啊」就能招架的嗎?

如果男同志在他死後寫:我扶起他已經開始因腐爛而浮腫的陽具進入我的身體......算了我不想讀。

我真的還沒答案。但我有跟炫霖說,我愛的既不是弱氣,也不是陽剛的異男作品。畢竟陽剛何解?常常是要用幹女性來證成啊。我喜歡坦承的異男:有時雄壯有時脆弱。

有時暴烈有時困惑。坦承你「心有所愛」。《文藝春秋》的黃崇凱,《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猶見扶餘》的黃錦樹。

就是一個「人」。

然後我又把賴香吟那句話翻出來,跟他一起讚嘆:「世界未必沒有錯,然而心靈也不能總是那麼脆弱。」

你怎能不愛這般的文學女打仔?

2020年5月5日 星期二

身世的軛

讀了60年代軍旅作家公孫嬿筆下的馬祖,意外地很感動。

他們當然是為黨國服務,為鏟奸除惡,為反攻大陸服務。但他們也是最早描繪島嶼的人,儘管窮山惡水,還是奉命紮營戍守,用肉身走過窮山惡水,3D路面。

飄進碉堡裡的霧也是我熟悉的霧,在解除燈火管制依然比黑更黑的夜中央,伸手不見五指的霧。午後從山那頭掉下來,電話那頭告訴你「劉老師你大概要去搭船了」的霧。

貧瘠的土壤,把住民往海上驅趕。外祖父就是討海人,被「國界」切割得四分五裂,最後葬在台灣,離故鄉,離海很遠的地方。

馬祖不像金門,有求取功名傳統,有在地文人謳歌。我也很不滿戰後中華民國的捉弄,要不是「偶然的國度」機緣湊泊,家父家母不會牽起生殖的橋樑,我不會出生。

只是,就像依姐說的,「如果不是國軍,我們可能也要陷入共軍的戰火之中。」反事實的推論固然可以不必盡信,但不失為一種悲哀的思想遊戲,增加了評價功過的複雜向度。戰火保全可能有疑慮,但戰地經濟的繁榮卻是千真萬確。

如果沒有軍旅作家寫出孤島的霧,遙望過去,孤島依舊大霧茫茫,被虛空包圍。

軍人筆下「紅綠衣衫的馬祖少女」可能正是我嫁給國軍軍官,老夫少妻的大阿姨。也是這個女兒的探路,開啟了一家人渡海來台的契機。想到這,還是有一部分人不把我外婆一家當自己人,我就不能不難過。

實在羨慕純粹的理想——台澎獨立建國,金馬回歸中國——但那顯然不「頂真」,七十餘年根深柢固的體制,豈是這麼簡單能時光倒流,倒流後萬物還各安其是。困難的軛是深知中華民國橫亙在前,我們不能等閒視之;是處理它,而不是僅僅取消它,聲稱它從不存在。

是務實地,一點一滴把它消化。

2020年5月4日 星期一

一切都串起來了


套句蘇靖雅的口頭禪:「一切都串起來了......」

我想到「雙馬」的縫合點了。我在馬祖讀馬華,倍感親切。海線與雨林看似永不相交,原本以為只是單純雙雙站在國族邊緣,兩處失鄉的投射。

但歷史上它們其實相逢在,戰後中華民國。

范銘如說「型塑前哨島嶼的用心或不難理解,但是不少文本將書寫的觸角延伸至東南亞等僑居地則頗費疑猜。」怎麼會費疑猜呢?華僑正是兩個中國鬥爭正統性的延伸戰線,否則黃錦樹為什麼會留學來台--一個錯接的「中國」?

公孫嬿將軍,軍中刊物《革命文藝》的常客,不只駐守過金門和馬祖,分別寫過這兩個前哨島嶼,還發表過印尼僑校「被當地政府接管,不准再上中文課程的故事」。光這一人就隱約輪廓出整個戰後中華民國的想像邊界。


2020年5月2日 星期六

吳明益《單車失竊記》


我是吳明益的讀者,向來喜歡他的長篇小說(《睡眠的航線》《複眼人》《單車失竊記》),算是臺灣長篇純文學小說第一把交椅也不為過吧。但不知什麼障礙,愈是喜歡好像愈不知該怎麼談論。

黃偉誌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切點:記憶檔案的檔案庫與記憶裝置。這毋寧是以台灣為主體的學問興起後,台灣歷史、台灣文學等學科日益蓬勃,建制並整理後的成果,文學等藝術創作才能在這些資源上踵乎其後。朱宥勳說黃崇凱的《文藝春秋》(2017)、洪明道的《等路》(2018)都是在台灣文學的史料及其論述上才可能發展出的作品;其實《單車失竊記》(2015)甚至《睡眠的航線》(2007)也是奠基於台灣的日本殖民史、器物生活史的重新出土。

仰賴「裝置」才能開啟的記憶,意味著我們漸漸從歷史記憶--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戰爭與動盪--的見證人,成為歷史記憶檔案的爬梳者。然而正因如此,記憶檔案所構成的小說中的敘事者,其位置的安排就耐人尋味。例如《單車失竊記》中的「我」似乎介於公親和事主之間,他縱使以追尋父親失竊的單車而展開旅途,並作為小說的敘事動力,但事情似乎又不與他有直接的關聯,他只負責站在事件場景旁轉述。

是的轉述。「轉述」也許可說是「散文」敘事的基礎,對比於「小說」的「演繹」。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何我讀吳明益的小說,尤其這本《單車失竊記》,總有在讀散文的感覺--細膩而詩意沒錯,但也有點叨絮,有點平淡。但幸好吳明益還把它裝在「小說」這個殼裡,讓它需要兼顧故事的節奏和結構,也作為拮抗,減少了吳明益真正的散文裡那種百科全書式的博學,或者抱歉我想說的其實是,炫學感。

我稱為「散文式小說」的另一位專家,是駱以軍。但他和吳明益顯然在兩個極端,駱以軍的魅力並不在臃腫的故事上(抱歉又下了一個斷言),而是語言型態,他特殊的語言型態富有個人特徵,我認為也是他最具文學魅力之所在,也因此他的散文--更取決於個人語言魅力的文體--比小說好看多了。

吳明益對小說美學的要求顯然是綱舉目張,正可拮抗散文的堆砌;駱以軍的小說美學則是止於不可不止,差的時候就是近期洪流氾濫的災難,不如(被迫)有篇幅限制的散文,更能有節有度,精巧地發揮其語言與「私小說」的魅力。

最後想提《單車失竊記》中的戰爭,雨林與死亡行軍。《睡眠的航線》講台籍少年工,是謂「銃後」,但(似乎)也有砲彈降臨的場景。吳明益應該是第一個用小說讓我理解二戰何其重要的作者,那場戰爭不只改變、終結了無數人的生命,更形成課本上輕描淡寫的「戰後新秩序」……戰爭的陰影拉得好長,直到今天。

2018年重讀《單車失竊記》時我在東引,東引島北方有一塊石碑「國之北疆」,這個「國」指的究竟是什麼呢?不是台籍日本兵奉公的大東亞帝國,也不是臺澎獨立者想像的臺澎共和國,當然也不是中華民國憲法中的固有疆域。它如此偶然,是一個折衷得啟人疑竇的「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在今天它叫台澎金馬,對我而言它叫台灣群島。

對政治學者林孝庭而言,這無疑是一個「意外的國度」。對困在緬北之森的人與象,對無端被捲入歷史的每一個書中角色而言,戰爭、國家、「戰後新秩序」……又何嘗不是?無怪乎作者要安排那輛森林裡的鐵馬,被大樹深深吸納,抬高到半空中。一如黃偉誌的發現:(象腳椅象徵的自然)是一種「反記憶裝置」,用以反駁或質疑前面的記憶裝置。

然則記憶之所以能夠被「反」、被討論,也因為有記憶留下來。自然吞入文明物,族群相交於戰爭,帶來和解的可能。然而和解也有賴記憶裝置開啟的記憶,與吳明益這樣的手藝人將記憶有機地、有方向性地予以編織。這大概是駱以軍永遠做不到的吧。



課後的整理如下。雖然內容幾乎一模一樣XD:



《單車失竊記》按照政大黃偉誌同學的觀點,以「記憶裝置」為觸媒,開啟記憶敘事。

我們始終有以記憶建構主體的需求,但我們又離二十世紀中葉的戰爭、迫害的「現場」愈來愈遠。在學科、檔案等資源陸續建制之後,尋求「記憶裝置」以展開書寫成為必然——因為我們不能在場見證、傾吐記憶,勢必只能踵乎其後,成為記憶檔案的閱讀者。

這條件之下,敘事者的位置選擇就至關重要。《單車失竊記》的敘事者位置很微妙,意思是也很尷尬,彷彿「在公親和事主之間」,事件、器物和他有關,但又不是那麼有關。所以整部小說的「散文感」揮之不去,常常敘事者只是旁觀者,負責「轉述」事件。即使在魚人的地下室、戰爭的雨林這麼栩栩如生、身歷其境,讀者和場景之間都還隔了一個不在場的「我」。

這個位置的優劣我還在煩惱,他雖然旁觀,但也是這個旁觀的位置讓他得以藉著物件=記憶裝置「追尋」「拼湊」。拼湊證言,追尋記憶。或者直接用書裡的話:「求全」。重點甚至不在「全」之結果,而正是「求」之過程。

也因而有大量知識細節的填充。小說關鍵的記憶裝置「鐵馬」,有佔了一整本書的「鐵馬誌」為之、「求全」之。

但我和同學看法相同,我總覺得敘事者的考據反而讓我對鐵馬更為隔閡。我還不確定是因為作者將鐵馬「歷史化」(是種古老的物件,和當下斷代)「奇觀化」(使用在戰爭等場景,離日常遙遠),或者純粹瑣碎的考據造成疏離--總之,我覺得《單車失竊記》裡的單車,和我平常通勤於校園的單車毫無瓜葛。

「散文感」來自敘事者的旁觀位置,以及考據狂的知識堆砌。但它仍然是很好看的小說,只是我看過更好的吳明益,《複眼人》甚至《睡眠的航線》都好喜歡。何況小說的體例已經有效拮抗了吳明益的喋喋不休--他的散文更煩,我在課堂上說那根本已是mansplaining的程度。

相較之下,駱以軍顯然在另一個極端。比起小說的工於結構,散文的迷人更來自作者個人魅力,無論思考或語言風格。所以從幾年前我就一直大言不慚:駱以軍明明是散文家。他小說著重的止於不可不止,差的時候就只剩臃腫:青紅不分,泥沙俱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