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知道文學研究的目標是什麼，所以就選了自己喜歡的作家來寫。
因為老師要求以文學理論為之，我只好「概念先行」地套用後殖民理論。
我發現賴香吟在寫作之初，就意識到：外在的威權君父在崩塌，但生活週遭仍充斥許多小權威興起。
比方對她的作品指手畫腳的文學前輩，比方對她寫作一事斥之為「逃避」「潔癖」的知識社團學長。
但當時她筆下的角色，還得不到語言抗辯，不知道她的寫作為何不是逃避、不是潔癖，只能弱弱地回應：「不要這樣說。」（什麼啦）
這個壓抑會變憤怒。所以接下來的作品，她這些菁英角色們出了社會，死的死傷的傷，很早先的就是目睹理想沉沒，發現政治只是一場盛大的算計，就算換了我們的屁股上台也順帶換了腦袋。
這是一種報復，我覺得，用淒慘的下場報復那些自視甚高的學長（主要是學長，他們比較愛對學妹作mansplaining）。他們當初號稱推倒、實則只是複製外在大權威，進到結構裡自然滑順地成為另一尊權威。
但這個態度很容易滑入「張大春陷阱」，即不相信權威，也連帶輕蔑起整個世界（可能因為「整個世界」都曾經來自權威所說的謊言），淪為「一切都不值得相信」的虛無。
賴香吟離這個黑洞只差一步之遙。徵候反映在她對「死亡」的處理。
這裡又有另一條線，就是邱妙津。賴香吟一度被迫成為邱妙津的代言人，這對寫作者而言多沉重、難堪，好像你失去了自己的咽喉，發出的永遠是別人的聲音。
所以《其後》這本低度虛構的「小說」，基本上就是拿來「刮除藤壺」的，用意跟朱阿姨天心與她怨毒著述的《三十三年夢》異曲同工。
她藉這書處理了好友肉身之死，和她被好友的死給僭越的生命。她在信義誠品的發表會我有去，已經是2012年（幹），她寫給我的書籤是：「為了忘却的紀念」。
下一本書《文青之死》我認為是她轉折的樞紐，她開始直面兩種意義的死亡：肉身的和精神的，並把它們合而為一。肉身之死就是死，但它也是終極的無意義，跟精神上理想的殞滅編織在一起，可謂悲劇中的悲劇。
憑賴香吟早年寫下棄絕了理想、也被理想棄絕的人們，她要慘可以慘到谷底。
但沒有。
特別是最後一篇〈文青之死：A Fond Farewell〉悼念了死去的歌手、死去的演員，文青時代愛聽的歌、迷戀的電影，自己雖深陷柴米油鹽的牽絆，老公也認為文青時代是不夠成熟的屁孩，可是重來一次，她仍願意再次文青，信奉那些理想，即使有一天會步入「日常」。
這篇非常重要。她肯認了日常、勞動的價值（用藝術換錢、不那麼高蹈），但也沒有否定年少的理想。
她向死者告別，並且從新生命的身上，發展出倫理的面向：如何面對前人的死亡？「向死而生」，好好過每一天；還有「向未來而生」，留下更好的世界給孩子。
所以她接下來的實踐也就不足為奇。《天亮之前的戀愛》在拯救漂向時間下游，即將被無意義的黑洞給吞沒的作家前輩，免於他們精神生命（即作品）都湮滅在歷史裡的第二次死亡。
在這本書裡，賴香吟以同行身分評價前輩，這完全是心有所愛的表現：不愛你我根本懶得理你，任你被落入歷史的「千層派，萬人塚」。
老師說後殖民不可以走向另一個巨大主體的建構，所以我只說：選擇往上溯源到三皇五帝，還是溯源到龍瑛宗、翁鬧、賴和，就等於選擇嫁接到不同的文化脈絡和價值。
在裡頭，賴香吟展示這些老祖宗對抗殖民者是如何小巧騰挪，動輒放聲吶喊。反抗不是從我們這一代才開始，寫作老祖宗早就跟殖民者玩上了陽奉陰違，躲貓貓的淘氣遊戲。
當初面對知識學長的嘲謔，只是無話可說的文學少女，二十年後，終於以文學展現了無與倫比的力量。
不是文學攀比不上（狹義的）政治，文學就是政治，文學創造一套置身其中的感覺結構，讓我們以特定的方式、對特定的對象，記憶。
最後還是要用後殖民來說說事：從最初階的抗拒，到最高階發展「雜揉不同文化，悅納他者」的觀點，賴香吟行經死蔭幽谷，跨過台灣文學的黑色山脈，照出屬於她的曙光，對整部台灣文學史吹送春的生機。
「世界未必沒有錯，然而心靈也不能總是那麼脆弱」。
她形容葉石濤是「負軛之人」，她何嘗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