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多年前的《我們》我就非常喜歡,大學讀了相關學科,也就更有淵源可循相關議題、與顧玉玲本人、及其從事的「運動產業」的脈絡。《回家》一出,自然是立刻訂購。我想,為什麼覺得她寫得好,當然不只來自長久的組織工作(或根本是救援工作,我覺得)、實戰經驗的文筆,而更是她別有用心,見樹又見林的描述。
往往,探勘結構成因的書寫,都著意於龐大的理論或者廣泛的現象,「人」在其中,反而弔詭的不見了。彷彿他們所寫的,不是「人」的故事。顧玉玲卻非如此,她不僅有著組織工作者的基本功,心心念念、格外警惕著現象的結構成因,更藉著每一次救援、陪伴,甚至刻意走訪移工的家鄉,深入理解拼湊成巨大現象圖景的,每一片「人」的小拼圖。「人」在繁複的生活裡,產生的細膩的情緒偏移,每一道異化的軌跡。每一則敘述,常常,也對學院蛋頭們樂此不疲的諸理論,進行了精密的修正。
比方因為缺席而無能為力的家庭關係,比方日復一日貧乏的生活內容,有些人樂觀以對,有些人只能暴躁消沉。同一劑效果,「人」身上有時出現創傷,有時不會。權力與壓迫也許亦非如此單一,行動者可以協商出新的意義。有時是斷簡殘編,有時犬儒阿Q,但有時不是。
最不能迴避的,還是勞動傷害吧。在異域,年輕的身體懷著夢想,卻遭機械/勞動壓扁了半張手掌,弄壞了行走的腦神經。這些人就會被丟回越南。想起第一次看桃園RCA工廠的紀錄片,冷汗難當。那顯現出馬克思以降,勞資永恆難解的尖銳對立:出賣勞動力的罹癌女工,在病痛中日漸老去。RCA移出台灣,幾經轉手變賣,同樣的招牌已由不同的資本開張,或者連招牌都變換消失了。勞動者的身體,是獨一無二、不能重來的,壞了就是壞了,老了就是老了,笨重、無法移動。資本卻聚散無形、來去自如,洶湧穿梭國界,可以輕鬆漂白,於是無痛卸責。
《我們》的副標題是「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言簡意賅,如偈語。「我們」是在問「誰是『我們』?」這個政治共同體的想像涵蓋了誰?怎麼劃分的?應該如此嗎?(台灣不齒、自外於「東南亞」,是基於什麼理念被打造出來的國族想像呢)移動與勞動更是口口聲聲、額手稱慶「全球化」的年代裡,最刺眼的兩個提問。誰能夠移動?奔赴什麼樣的勞動?《回家》像這些移工生命書寫的補完計畫:他們在台灣異鄉如此,那麼海的另一邊呢?
一直崇拜像顧玉玲這樣的人,既要忙於組織工作(可以想像多低薪啊),又願意下筆,整理著述。這當然是理念與價值的選擇。我大概不羨慕她的生活,但敬佩她的選擇。另一個其實我一直想讀的是日日春的作品。可以寫娼妓、寫娼運,綰合投入娼運的個人史。要在台灣這樣貧瘠的環境裡苦苦支持,這些運動者真的都是身手矯健,想必每天都有吵不完的架、開不完的會、永無止境來自野蠻國家政策的疲於奔命。
但也因為有他們的守護,「地動天搖,仍能感覺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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