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零一夜

深夜，終於讀到待在社會系Ｎ年來如雷貫耳的，蔡友月的研究，探討從蘭嶼來台的達悟族青壯年，為何會這麼高比例的發生精神失序。通篇既視感滿滿，好像這篇文章不是第一次讀，這些故事一點都不陌生。早就有人預演著一樣的事，同樣的哀傷一再重來。

哀傷之一是，這些故事都牽涉到移動。就不能不想到最近在讀的顧玉玲《回家》：從越南到台灣，蘭嶼到台灣島，跨越邊界從不是身體抵達那麼簡單的事。物理上的舟車勞頓、經濟上的剝削、國族政治上的身分管制，都是風險或痛苦的來源，然而一如顧玉玲所說，這些代價並非平均分配。經過轉嫁與剝削，往往由最沒有資本的人全數承擔。

為何要移動？為了離開。為何離開？為了更美好的未來。但是允諾的美好一直不曾降臨。個人離開了情感緊密的家鄉，在語言、文化相異，舉目無親的異地裡徬徨。就像一直在繞遠路的長征，從社會的邊陲不斷泥裡拔足，蹣跚朝向那發光的「核心」。困惑不斷糾纏自己：我是誰？我為何在這裡？我的機會和台灣人／漢人是一樣的嗎？我不該感受到愛和關切嗎？

一開始的條件就不給活路。從頭到尾，都是場不公平的遊戲，像塞了兩張紙鈔就上路的大富翁遊戲，每一步都踩到別人的地，得付過路費。

日治時期小說家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就像一則不斷重新上演的寓言。殖民地（就是台灣）青年陳有三試圖讀書考試，立志考上普通文官、再來考律師，想用知識換得安穩生活，卻發現自己身邊的同儕、前輩、朋友，不是背債度日，就是追逐聲色，對於現實欲振乏力。小說最後，代表著理想救贖的林氏長子死了，陳有三沉溺於酒精，在衰弱的陽光裡看到壓根沒有理想、非常現實的存活著的林氏長子之父林杏南，終於發瘋了。

人類學者劉紹華的《我的涼山兄弟》，進入四川涼山的少數民族諾蘇人的生活，發現他們從自給的生計經濟，被迫進入共產主義的計畫經濟，一夕又轉變成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為了應付貨幣帶來的需求與消費，部落的男人紛紛離開涼山，前往都市找機會。然而不識字、沒有支援的他們，依然只能徘徊在都市與階級的邊緣，日益消沉，接觸海洛因，染上毒癮，也成為愛滋的重災區。細節不記得了，但也是在這樣的冷天讀完，渾身戰慄。連作者劉紹華都坦言，他對涼山兄弟們的前景是悲觀的。

我感覺，這是來自不同歷史和地域，一長列望向鏡頭的眼神。他們長著一模一樣的臉孔，「一代一代、成群而來，沉湎於殖民地的、無望的青年。」從龍瑛宗、蔡友月、《涼山》、到《回家》，像接棒說了一個社會學式大雜燴的悲劇，性別、國族、族群、殖民、階級，疾病與污名，移動與勞動。途中的人們，還活在這個長長，長長的一千零一夜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