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凜：戰後臺灣菁英的沉默

我發現日本時代的臺灣菁英，除了到日本，也不少人會前往／轉往「祖國」學習「國語」。

有的人是在中國學的，有的是在日本跟中國留學生學的。

這時候的臺灣人認同非常有趣。那時被歷史之幕隔斷的他們，不太可能想到有一天殖民統治會結束，要預作回歸祖國的準備，而就只是一份受異國統治的不甘、生而為中國人的孺慕。

雖然一百年後受統一威脅罩頂的此時說來，相當政治不正確，不過那時的先祖恐怕不像「我們」今日建構出來的想像：已有穩固的臺灣認同，且這份認同與遙遠、陌生的「祖國」互斥。

臺灣認同的滋長，比較像當時的菁英在日本殖民統治的架構底下找空隙鑽，所以只是爭取自治權、臺灣議會，還沒腦洞大開喊獨立。就是沿著這個殖民地的邊界，很務實的和現況協商著。

當然也有臺共這樣的勢力，明確提出臺灣獨立的主張，不過算是少數，且1930年代就被殖民政府抄家覆滅。或在廣州成立的臺灣民主黨，但仍不脫漢族想像，主張獨立只是為了重回祖國。

對了，當時的中共也支持臺共之主張，臺灣以「臺灣民族」之名獨立。

同溫層好像太放大殖民時代的臺日親善，比較不願強調中臺兩地的千絲萬縷。但當時的臺灣人每天面對不平等的異族統治，對祖國心有嚮往，也是證據確鑿的。

由此，也更能凸顯戰後的祖國多讓他們失望。這批菁英要嘛被肅清死掉，要嘛沉默以終。死掉的閉嘴了，還活著的......戰前雄辯滔滔，慷慨陳詞，回歸鍾愛的祖國後，卻再也沒留下隻字片語。

或在蔣委員長侍從室中，留下這樣的自述：「光復後，以民族運動初志已達，則懷身引退［...］而不問世事矣。」（林呈祿，1952）

或是「三十六年春，平地風波*，他不但摜了紗帽，險些兒送了性命，於是『歸去來兮』［...］但這樣跡近隱遯的生活，並不是他願意享受的啊！」（〈臺灣的文化戰士－－莊遂性〉，葉榮鐘，1962）

　*就是二二八事件。

這片空白讓人一凜。我一直想像他們是不是跟死前的沈從文一樣：「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