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菁否定了《時代如何轉了彎：蔡英文與臺灣轉型八年》是一本「讚美政治人物的書」。我們發問很犀利：「某些人認為是對政治人物的擦脂抹粉」，不過究竟是不是？如何是？還是要讀過才有資格發言。
所以我就讀了。只能說五味雜陳。
先說一部「傳記」（？）的幾點硬傷。
1. 沒有訪問到蔡英文本人
我本來以為這是小英基金會的主動提案，沒想到記錯了，是鏡文學向小英基金會的提案[1]。但無論是何者，寫作者「自由空間」可能受限，是可想而知的。若不跟小英基金會合作，恐怕無法接觸蔡英文身邊的幕僚與政策團隊；合作，則可親訪，取得「第一手資料」，但拳腳施展的範圍就不那麼自由自在了。
就像所有報導一樣，獨沽一味有獨沽一味的醍醐，但也有它的侷限。首先就該承認這份侷限：只訪到幕僚，容易側重傾向其施政的說法。就算作者想施展「自由」，提出反論，幕僚大概會千方百計予以緩頰。
最有效的反論，還是直搗黃龍，直接和蔡英文本人「核對」：「批評者有這樣那樣的說法，你怎麼看？」我相信本書資深的寫作者們肯定有鴻鵠之志，既想寫出好看的政治傳記，又有筆寄春秋的抱負。但向小英基金會提出邀約在先、諸幕僚銅牆鐵壁在後，在在掣肘寫作者意志。先天不利，後天又失調。一部傳記，傳主的說法卻缺失了，明明傳主還活著啊？
2. 沒有訪問到蔡英文／執政黨的政敵
這是更嚴重的問題。消極來說，如何擺脫「歌功頌德」之類的捕風捉影？積極來說，如何建構一個相對立體的政治傳記、時代側寫？獨沽一味勢必不能完成任務。
比如書裡說「前瞻」遭遇質疑（111-112頁），刻意杯葛者有之，但反之有物者或也存在？一部法案，最麻煩的不是看它表列了什麼，而是洋洋灑灑的悅耳動聽之餘，缺失了什麼，遺漏了什麼。有反對論述，才會讓一起爭議、一位政治人物，乃至一個時代出現其他面向，更顯立體。幕僚們提出Ａ說法，但我同樣期待敵對陣營的Ａ’說法，再藉由寫作者的剪裁、評比，不管是要凸顯傳主的豐功偉業，或者綿裡藏針的委婉批評，都會更有說服力。
寫出《看見》、拍出《穹頂之下》的中國前央視記者柴靜，曾經說：「平衡就是對每一方的論述都要心存警覺。只有讓這些不同的論述之間相互毆鬥、彼此博弈，才能夠接近事實本然的面目，也曾能夠保證自己不成為偏見的附庸。」
畢竟豈有任何決策、任何政治人物是十全十美的呢？做到的很多，但沒做到的還有什麼？做的事被額手稱慶，但另一群人如何擔憂、抨擊，也不見得全無道理。既然從政者坐擁權力和資源（諸位的稅金），當然值得、也必須嚴格審視。
3. 沒有參考其他資料，提出等量齊觀的反論
書中常常直接引用幕僚的說法。但口述歷史不是採完口述就沒事了，仍需要去翻查資料，以證實或者證偽，或者至少對說法提出挑戰，以減少「照單全收」的觀感。這也是身為讀者，最期待寫作者表現「主體性」的地方。政治人物光鮮亮麗，每天曝光於媒體，佔據了民眾生活。當然也被罵得狗血淋頭，但只能說是光鮮亮麗該付的代價。
既然握著記錄的筆，我還是期待「不偏不倚」──當然很艱難，但這既是政治寫作者的責任，也是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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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引用時任外交部長吳釗燮，說跟新南向國家的交往，不再只是政府間的外交思考，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例如台灣對伊斯蘭的友善，包括飲食上的「清真認證」吸引很多印尼和馬來西亞人願意來台（137頁）。
問題是，近年馬來西亞僑生願意來台的人反而下降，尤其在2020年長榮大學女大生、2022年銘傳大學女大生，兩起馬來西亞籍學生命案之後，「僑生鬼故事」[2] 成為來台傷痛的悲憤之譏。當然，華人學生可能不是吳釗燮口中受到友善的伊斯蘭信徒，但記者簡永達的《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跨國勞動在臺灣》（2023，春山）也指出對東南亞移工而言，比起「賺錢天堂」，台灣更像「危險之島」[3]，早就不再是打工的第一順位[4]。
我看來台旅客統計，馬來西亞訪客沒有回到疫情前的水準（2024年只近於2014年的人數，印尼則差一點點搆到2019年的人數），外交部長要自吹自擂無可厚非，但寫作者應該更有把控，調取更多資料，提出更多疑惑。
這只是冰山一角。書裡說幕僚對蔡英文直言「如果訓練內容只是過往經驗中的刺槍術，或者仍是拔草、掃落葉，絕對無法說服大眾」（195頁），可是部隊訓練真的有「現代化」嗎？《假如戰爭明天來：我在東引做二兵》（2024，離島）作者江旻諺2023年赴馬祖東引服義務役，他的第一手體驗是「至今為止，鑑測項目還是有飽受質疑的刺槍術」[5]，所以他主動要求學近戰格鬥，理由之一正是「蔡英文說到要做到」，被迫增加工作的班長們只好百般不願的開始教學。
政治寫作如果只看高不看低，可能會有一種一切風行草偃，「上帝坐在天庭裡，人間都和平了」的錯覺吧？但基層是否被自上而下的政策貫穿，才是更重要的。
書裡還引用內政部長花敬群：「我們蓋社會住宅有一個很基本的態度，我們要強調的是『二十一世紀庶民生活的新社區』……要看到的是生活。生活跟各種社福在這邊變成一個平臺。」（221-222頁）相當愛民如子。
但既然有花敬群的自述，或者也該從公民社會、從NGO的角度，看看在廖庭輝《無住之島：給臺灣青年世代居住正義的出路》（衛城，2022）中，花敬群部長更為複雜的臉譜：與學界時代花教授的社運盟友決裂，開始阻擋民間訴求[6]，或者直接採訪他們，看看他們如何評價花敬群的自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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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長鄭麗君回憶2012年擔任立委的文化氛圍：「民主化之後應該是文化蓬勃發展。可是為什麼我當立委的時候，那時候的光景幾乎是：台灣的文化話語權消失了？」（318頁）
然而事實上，千禧年以降的台灣偶像劇、台灣流行音樂浪潮，放眼華語世界都是具統治力的。中國一代青年被「台偶」「台綜」「台灣歌」灌溉長大，也因而對台灣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好感。甚至，即使在人才、資源、舞台「東風西漸」到中國的2010年代，《康熙來了》作為普遍被視為最後一個具有兩岸話語權的台灣綜藝節目，也直到2016年才熄燈。
蔡政府扭轉了馬政府的文化政策好是好（例如文策院），2025年藍白立委亂砍文化預算爛是爛，但有些討論也是有價值的：現行的補助機制，是否真能達到厚植「文化力」的目的？補助是讓藝術家形成依賴，還是真的能幫助藝術家的藝術生涯逐漸自立？這又是上述的老問題：講一面，沒講另一面。
內容明明可以升值成更有野心的時代切面，但不慎就被壓扁成政令宣傳。
蔡英文總統和鄭麗君部長對於文化資源的想像相似：特別重視「可近性」，意思是每個地方都要有中小型場館（331頁）。這固然是好事一樁，但是沒人提醒他們：如何才能讓市民、使用者「肉身親近」場館？早就有地方文化場館的工作人員指出，台灣各地交通的混亂、危險，大大降低爸媽帶著孩子一起來親近場館的意願。這雖然不是狹義的文化政策，但這就是讓文化等一切政策和設施，能被充分使用、享受──總統和部長念茲在茲的「可近性」（accessibility）──的重要前提。
看見看不見的、看見沒看見的──這剛好是文化政策這章重要的意象──難道不是政治家，甚至是後設的記載這些事情的寫作者，被期待有所掌握的嗎？
「『中華民國』國號、國旗、國歌，因為台灣獨特的歷史經歷，在不同人心目中喚起不同的記憶。但是蔡英文擔任總統的八年，就地豐富、改變了這個名字所代表的定義與內涵……」（307頁）真的嗎？為什麼網民這麼愛拿蔡總統的話來酸：「我當總統一天，沒人需要為他的認同而道歉」或者討論一下2020年初選競爭者、現任賴清德總統在鏡頭前的公開發言：「請總統能夠要求她的網軍停止對我的攻擊。」
在林濁水、陳水扁都淪為匪諜或「被綠營出征」的今天[8]，寫作者這樣的敘述，難道不用三思嗎？這究竟是biography [9]（傳記），還是propaganda（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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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認同一章，提及蔡英文在就職七周年的談話中，引述了「因台中捷運意外過世的人權教授林淑雅的一段話」[10]（306頁），可是不管是在台上發表談話的總統，或者記錄下這一切的寫作者，都沒有檢討台灣長久以來敷衍的勞動文化、「配合民情」的勞動稽查，致使工安事故頻傳。總統引用林淑雅，寫總統的書又引用總統的引用，卻不討論林淑雅如何在這片她想改造的母親土地上無辜殞命，這算不算是一種喪事喜辦呢？
從不疑有它的使用「細節控」（121頁）、「政策控」（10頁）替總統戴上花環，就已讓人憂慮。
「曾經受過傷的，藏起來，有過憂慮恐懼的，以沉默層層保護的。……等待著合適的時機，才肯讓它們現身。／在一個溫煦的季節現身。」（344頁）雖然寫的是黃土水（1895-1930）作品《甘露水》的重新現世，但也是拿來讚許蔡英文治下的這個時代。文字多麼美，但這種文學之美也讓人忐忑：這個時代就沒有陰影嗎？就沒有掉落到時代陰影處的人嗎？
即使我再喜歡、尊敬作者群，也難以揮別「政治業配」的印象。或許我的立場還是很蠢、很前現代吧：權力者是拿來監督，不是拿來謳歌的。做得好的當然可以肯定，但是，毫無敵對論述的毆鬥，我們又如何判斷「好」呢？
寫這篇文章時，剛好通過了國民黨團的國定假日法修法，聲稱要「還假於民」。但台灣人記憶猶新的，很可能是2017年的勞基法修惡。當時的府院首腦正是蔡英文和今上賴清德總統。賴院長的金句：低薪的照服員可以當成「功德台灣，這樣的一個社會理念。」也出自同一年，勞權被普遍視為倒車的背景。
其實作者不是沒有意識的。李桐豪在後記裡寫「2018年進入官邸，聽她講執政兩年心聲（或政令宣導）」，聰明的寫作者們都高度自覺政令宣導化的可能性。不過，他們還是出色的完成了這份對小英基金會提案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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