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華系聯邦團體共6人去三條唱卡啦OK，尿尿返回包廂時被兩個還滿可愛的洋大人捕獲，他們問我會不會英文，我狐疑的：yeh, a little bit?
他們問我怎麼把點歌機的介面切成英文，我說啊這個是拿來點drink和、食べ物…food啦！要用這台，這裡有English
他們歡天喜地：ありがとう！
我：我不是日本人啦，我台灣來的
結果他們還能：xie xie！
身後有強大的祖國真好。回包廂後分享此一敦親睦鄰、異邦人在日互助友好事蹟，喜得蔡英文提醒：你一直在幫助京都的洋人耶。
上個月去銀行繳宿舍房租，看到一團金髮母女三人組跟日本行員在比手畫腳，熱心如我跑過去說：我可以效勞嗎？原來是洋大人想把外幣換日幣，但三井住友不提供両替服務。
行員說：可以去三菱銀行換，就在對面（向こう）而已。
我人這麼善良，為什麼おっとがいない？奇怪。（又回到這結論）
2.
在日的幾重矛盾。
第一重是異國疲憊。
在基礎設施完善、幾乎所有服務都現代化、可預測的前提下，住居應該是熟極而流的，也確實生活方方面面都能得到滿足。
像伊藤潤二《阿彌殼斷層之怪》，地震後海邊出現許多人形洞，總有一個是你的形狀，鬼使神差的，你把自己放進去，裸露的斷層於是像一個吻，把你スムーズ、smoothly、絲滑細緻的吮入深處。
可是真的很疲憊，總覺得胸口梗著一股氣。是語言嗎？慣習？是人際圈的匱乏、生活方式的尚待建立？是只有我知道和諧的風景和我之間其實豎立著銅牆鐵壁？是只有我知道一句平凡的問候，也得在心裡練習很多次才膽敢遞出嗎？
快來一年了，但疲憊感始終沒有消除。甚至懷疑是胸大肌練太勤，胸悶帶來的身體暗示啦，氣短。
第二重是動彈不得。
大概到中途，約莫冬末春初，我就有了下一階段的規劃。
可是這個規劃又要回台灣才能開展。所以原本象徵自由的交換之身，尤其疫情纏身三年後終於赴日，理應是每一天珍惜的過，每一天依依不捨，可是竟然有地縛的受困感。
這讓我意外沮喪。本來我的人生很習慣無所事事，就晃來晃去，滾來滾去也無妨，現在難得出現了想全力以赴的事，一鳴驚人的盤算，結果我還在異國尷尬。
這樣想著，自我譴責又隨之而來：欸欸你不是想來很久了嗎？中間卡了好幾年不是氣得要命嗎？終於來了又嫌，不然是遣返回行人地獄比較痛痛快快嗎？
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無奈的，因為著實沒有太多選擇。社交是這樣，生活也是這樣。
倒不是說台灣就無與倫比，一座可愛巧虎島。兩者還是沒得比。我還是會跟朋友說：想請你們集體自殺，投胎來日本陪我。
《阿彌殼斷層之怪》的結局是數一數二的好。幾個月後，人們在斷層岩壁的另一端，同樣發現了無數個人形洞。不一樣的是，這邊的洞口歪歪扭扭、四肢蜷曲。
他們往洞裡張望，驚訝的報告：「有東西、有東西正往這裡過來！」
那些幾個月前進入斷層的人，熟極而流的，無可奈何的，變成另外的樣子了。
3.
當過一小小段時間的幕僚，最喜歡的果然是團隊合作，大家年齡相近，理念相仿，聚餐時相談甚歡。
選後一解編，大家又各自流入五湖四海。那種偶然性也令人珍惜。
成員裡異男人少，是弱勢族群，女A說：你們也可以辦自己的異男遊行啊。
女B：他們不是每天都在遊行了嗎？
我：感覺好臭。會揮動旗幟發出很低頻的：ya~~~~
異男：…好吧。
那種立場分明、目標一致，非黑即白的感覺非常爽。
可是末期發生一件事，那事完全是我的失誤，可是也剛好凸出我同時作為造浪者和寫作者身分的衝突。
我意識到不可能同時有造浪者的篤定、又央求報導者的自由。這兩種身分一定程度是牴觸的。
劇裡其實有稍微觸及這個話題了：有沒有一種可能是、「他們可能錯了，可是我們不一定是對的。」（湯舒雯語）但造浪者不可能有這樣的自由——如果不說是任性。
這可能也是恐怕很難再進入造浪中心的理由。很難完全捐棄狐疑的眼神。
占星時我向方吉師撒潑：可不可以不政治？
她的鐵口直斷從台灣後山傳來日本列島：你就不可能啊。政治和知識是你一生的主軸了。
我：…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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