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之後,曾寫出《邊城》的沈從文宣布封筆。
文革時他在歷史研究所當研究員,軍代表把他幾書架的珍貴書籍搬到院子燒毀。
文革過去後,一名女記者問起他當時打掃女廁的經歷,沈從文抱著她的肩膀嚎啕大哭。
1988年沈從文病逝,臨終留下遺言:「我對這世界沒有什麼好說的。」
要讓寄身於文字語言的敏感心智終而無話可說,這世界得有多糟糕。
日本時代在文學才華上備受推崇的張文環,在戰後中華民國的語言轉換下啞然失聲,改走地方政治卻爆發二二八,內山逃亡的路上遇見昔日文友,不勝唏噓。
二二八後他折筆不寫,「也不談文學,因為文學朋友都在事件中慘遭殺害。」
七十年後,同樣是作家的賴香吟如此描述:
「這是一個悲憤的班長,看著空掉的席位(...)不允許自己把文學作為悲哀的玩具。於是,人們再也沒有讀見他任何一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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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香吟《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台灣小說風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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