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來了》：愛的是哪一個國家？

「究竟為何要為遭到國軍殺害的老百姓唱國歌？為何要用國旗來覆蓋棺材？彷彿害死這些人的主謀並非國家一樣。」／「是那些軍人為了掌權所以引發叛變啊（…）怎麼能把那些人當成是國家呢？」（21）

陽光晴好的上午，所有童稚的臉全仰望一個方向。是國旗抖擻的高度。小學例行的升旗活動，我直到高三才以行動表達拒絕。但當時並不是存著什麼抵抗國家的信仰，而只是厭倦毫無意義的儀式。可今天作為一名教師，必須領著全班小鬼出來曝曬，在隊伍後頭逡巡，隨時糾正因無聊而扭動的身體。

國歌唱畢，訓導組長特別走近，命令三到六年級留下，「重唱國歌－－因為唱得不夠大聲。」那刻的情緒與其說是替我班打抱不平，不如說有點哀傷。剛剛讀完《少年來了》，作者正是利用舉槍相向的「國家」，去探問「國家」為何？它可以藉由任何名義，對它境內的人民實行殺戮嗎？

首先，必須區別被同一名詞「國家」混淆的兩個概念：其一是政府機關，是人民根據社會契約，讓渡部分權利而成，以稅收支援其運作，使其能遂行境內的個人或企業無法或不願提供的建設與服務。其二是共享某種文化、制度的共同體，有別於他國的生活方式，離開之後會觸發「鄉愁」的地方。

通常我們說認同，或者白話文翻譯說愛，顯然愛的對象是後者：一片故土，結結實實的生活感，在其上成長、經驗的喜怒哀愁。而不是前者－－一份政權。

如果認同的是政權，可能產生的危險便是把它的存續看得比其他事物重要，而容易輕信政權搬出來擦脂抹粉的說詞。六四天安門以坦克輾過抗議的學生，是因為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戒嚴部隊採取了必要的鎮壓措施；臺灣的白色恐怖是因身處冷戰與內戰的雙戰結構，政府必須掃蕩任何一點「通匪」可能。

光州事件實行的戒嚴管制與軍事行動，都是為了社會「維穩」，確保朝鮮人民軍不趁機南侵。

在在都是必要之惡。我們應當理解政府的用心良苦。

其實政府，這個人民交付了信任、讓渡了權力的機關，反過來血洗它本來該守護的人民，於歷史上所在多有，斑斑可考。畢竟它就是境內唯一合法的武裝勢力，有精良的器械與作戰單位、縝密的動員組織。與之相較，人民擁有的只是脆弱的家私、未經訓練的民兵，收到臨時集結令，以熱情而非專業，與政府軍抗衡。無異於以卵擊石。

可是那些擺放在尚武館的冰冷身體，面對如此不堪的條件，依然死守他們的家鄉。明明膽怯，明知會死，還是留在那裡。這群人是最能分清楚：愛的，究竟是政權、還是土地的人吧。他們死後若知道自己將覆上國旗、演奏國歌，被誤解愛的對象是「國家」－－政權，不知靈魂是否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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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可能假國家之名貫徹了邪惡，人民也可能受政權蠱惑，為虎作倀，助長了邪惡。其中關鍵的誘引成分就是－－共同體的激奮，合而為一的光輝。

二戰末期，日本軍部組織起神風特攻隊，在飛機上安裝烈性炸藥，看見盟軍艦艇，便長驅直下，以性命為代價，進行自殺攻擊。這群執行神風特攻的駕駛員，有為數不少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在日本逐漸登上世界舞臺的年代，大量吸收當時新穎的思潮，能以文字留下精妙的想法、深沉的感嘆，卻頭也不回，把自己當成櫻花，化身神風，殞落在太平洋上空熊熊的砲火。

俯衝下去，拿血肉換取不可能的勝利的日本青年是人子。在艦艇上仰頭看見日本零式戰鬥機的美國海兵是人子。答應媽媽晚餐之前回家吃飯的光州年輕人是人子。駛進光州，拿起槍對民兵射擊的政府軍，也是人子。

那時所有人都還沒長大，還沒有置身尖銳的利益結構，還沒有站到衝突的社會位置。彼此相忘於江湖。彼亦人子也。家庭的親密明明比國族的命運更接近也更具體，依然有人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其實也是拋家棄母。如何評價這群人，是愚人或是義士？我認為，仍要以上述的兩種「國家」區辨：你維護的，究竟是一個政府的存續，或者共同體更長遠的幸福？
簡言之，或許可以抽換成：為的是政權，還是人權？

對國家的愛，會召喚少年。少年之所以留在道廳，沒有聽從其他人的挽留，是因為更強大的愛－－融合在共同體中的大愛使他付諸行動。作者花費大量篇幅，讓讀者看見屍體腐爛、生蛆；活著的人因沒有給死去的人舉辦喪禮，而使剩下的人生成為了「餘震」，一場無止境的喪禮。這必然使讀者感到悲憤：抵抗政權暴力的人權維護者，輕而易舉被疊成了人山，一把火燒化。

莫言的小說《檀香刑》中，受刑的「貓腔」繼承者面對刑罰－－規範化的殺戮與警戒手段－－說即使「砍掉腦袋碗大個疤，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我們常人對這樣的慷慨激昂自然一笑置之。但對於受國家處分，痛失愛子的母親二十年後，她擁有的不是同一個孩子。可是若把尺度放大，對政權的不義一時無從下手，二十年後自然有新一批仁人志士，前仆後繼的來顛覆之。這即是無以名之的「少年」：人人都可以是少年。人人都可以是拔劍而起，挺身而出的少年。子姑待之。

雖然我們理解，這也可能是種盲從。這當然是一份聖潔的愛，但愛與盲從並不互斥。如何誘導這滿腔熱血的愛，流往正確的方向、締造更多一點讓事件「善終」的可能？需要方法。光是激情，是不能成事的。復仇並非一無可取，若能在復仇的情緒中儲備必要的知識、理解政權的運作、動員可能的力量，那都將成為培力。總有一天，你的名字將不再是受害者，而是反抗者。

可是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也許「我們」，共同體的成員們，需要的就是一股不知從何而起的盲從。即使那可能令傷心的母親眼耳鼻舌身意，都枯槁成寺院。

我想起轉型正義，最核心的關鍵字、也是動員如此龐大資源以注的終極目的：NEVER AGAIN。坦克不要再來一遍。政客不要再巧舌如簧，拿「秩序」作遮羞布，以「國家」為名，踐行殘暴。屠殺不要再來一遍。死亡的稚子、傷心的母親、枯槁的生命，都不要再來一遍。

少年們以性命換取的，也是留給後世的證言：NEVER AGAIN，到我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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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經歷光州事件，自然也不可能把光州事件像削蘋果一樣，一層一層旋開成小說、電影各式文本的我們，只是不假思索，要求孩子唱這意義不明的「國歌」？此國為何、而誰又是「我們」誰呢？

原本我想提二二八作為抗辯，但特別的是，我不在臺灣，我的學校在馬祖；跟日本殖民時期一樣，馬祖與二二八並無直接關聯。不過我不在韓國，對《少年來了》依舊心有所感，因此問題仍是一致的：為什麼要對一個曾經以暴力制裁它所統治對象的政權，公開表達敬意？即使只是行禮如儀，依然不經檢討與思辨，「不假思索」的行禮如儀。

「我們」究竟有何臉面謳歌國家－－作為一個機構，而不是一份鄉愁？

「為了讓人類不要成為什麼，我們又該做些什麼？」（108）

悲哀的是，時隔多年，我自己從毫無意識，長出反抗意識。到了現在，卻又懷著這份反抗，抑制著新生代可能的反抗（「老師，為什麼一定要升旗？」）。嚴整的，化身國家規制的一部份。

馬祖曾遭受比臺灣更長的軍事管制，壓得更死的戰地政務。然而要談國家，多數馬祖長輩早已與舊時國家的體制盤根錯節－－那個「吾黨所宗」的黨國。這並非惡意，只是過去的孑遺。然而新生代不能再不假思索，欠缺對國家重新認識與反省。每一地都需要自己的「少年」。

亡羊補牢，我只能站上講臺問他們：剛才一唱再唱的國歌，渴望與索求著我們忠貞的，究竟是哪一個「國家」……？

（本文獲2018韓國文學作品讀後感大賽第一名）